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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编码”之间的冲突、妥协与混杂:晚清上海租界的爆竹燃放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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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17年卷)
简 介:爆竹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古人在过年时,加热大竹节使其裂开,发出响亮的爆裂声,以此来驱走传说中的怪物“山魈”,这就是“爆竹”得名的缘起。到了宋代,随着黄火药的发明和普遍使用,燃竹而爆的“爆竹”逐渐被填充火药的纸卷所替代,成为我们今天爆竹的雏形。到了晚清,有近两千年历史的爆竹,普遍地用于节庆婚丧等各种仪式场合,其最初驱邪、敬神的作用,也逐渐被赋予祈福、招财的俗世意义。 晚清上海华洋杂处,处于传统城市到近代都市的转型期,在这一背景下,爆竹在中西文化语境中不同意义之间的冲突,就表现得尤为突出。对中国人而言,爆竹往往与节日庆典和各种美好之事联系在一起,其刺耳的声响是未来好运红火的预兆。而对于初到中国的外国人而言,爆竹的“噼啪”巨响则是毫无意义的噪声。虽然在西方庆典时也用礼花,但礼花带来视觉上的美感,而非听觉上的愉悦,因此,旅居沪上的外国人很难接受爆竹声对听觉的刺激,大多认为爆竹声打扰其安静生活,这使爆竹成为租界当局需要管控的“公共妨害”(public nuisance)之一。而租界当局对燃放爆竹的限制,反过来又影响了生活在租界的华人的风俗习惯,让华人反思其燃放爆竹风俗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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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纸烟业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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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研究
简 介:烟草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和贸易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众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民党政府,大量物资来自国统区。然而,1941年初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使之面临巨大的财政经济困难。边区政府决定用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方法来解决物资匮乏、通货膨胀等问题。在这样的经济大环境下,纸烟作为非必需消费品就有两重性质:一方面,纸烟消费消耗资源,进口纸烟使根据地现金外流,纸烟消费被视为额外的奢侈性消费而受到批评和限制;另一方面,纸烟生产作为增加边区收入的副业而受到政府鼓励,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中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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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不吸纸烟运动的弦外之音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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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研究
简 介:我为什么愿意写这样一部历史呢?只是因为我对过去感兴趣吗?如果这意味着从现在的角度来写一部关于过去的历史,那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如果这意味着写一部关于现在的历史,那才是我的兴趣所在。 ——米歇尔·福柯 近代中国的数次不吸纸烟运动并未遏制住纸烟流行中国的大趋势,若从其成效而言,都可谓是失败的运动。它们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中,成为被人遗忘的尘埃,也在意料之中。本书着眼于这几次不吸纸烟运动,并非单纯为了“辑佚钩沉”,也并不仅仅为了“以史为鉴”,而是希望从这些尘埃中感受时代的大潮,从不吸纸烟运动的弦外之音中听到历史的脉搏,也是为了尝试一种新的历史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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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实践的变异:浙江的不吸纸烟运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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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研究
简 介:尽管蒋介石和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在设计这场社会改良运动时只将“纸烟勿吸”训令放在了次要的位置上,但在新生活运动期间不吸纸烟运动却在浙江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笔者所见当时的新闻报道,浙江75个县中有23个县发起了各类禁吸纸烟的行动,作为当地开展新生活运动的具体措施,而杭州、宁波等城市也有规模不等的类似活动。不吸纸烟运动在浙江地方社会积极开展,甚至促使浙江省政府主席提议行政院重新立法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吸售纸烟。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浙江以外的地区,只在少数大城市和一些个别区县中才将“不吸纸烟”作为新生活运动的必要措施。 皇甫秋实的研究曾细致考察过新生活运动期间浙江的不吸纸烟运动,她的研究注意到了地方官员立足于当地情况灵活解读了中央含混的新生活运动指导原则,从而发起了禁吸卷烟运动,也注意到了在浙江这类运动的言论构建中将纸烟消费与国计民生相联系的政治意图。其研究最有启发性的观点在于,展示了地方政府和卷烟业从各自立场出发形塑民众消费偏好,造成了一方禁吸、一方劝吸之间的张力,从而说明了“民族主义话语的可塑性”和“民族主义对建构消费文化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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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运动中的纸烟与国家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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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研究
简 介:20世纪初的劝戒纸烟运动完全没有遏制住纸烟流行的大趋势,到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纸烟已经从一种舶来品转变成了中国人日常消费的普通产品。由于外国纸烟公司进驻中国,同时中国人又仿效外国公司开设自己的纸烟公司,华洋烟商之间的竞争,更让双方使尽浑身解数,向民众推广纸烟。这些商业营销的努力使纸烟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随处可得。纸烟公司还通过报纸、杂志、街头广告牌等媒介,制作了层出不穷的广告,使人们相信纸烟是时尚、方便和卫生的产品,并在中国社会中培植起了一种强有力的吸烟文化,纸烟因此成为令人钦羡的现代生活方式的象征之一。面对纸烟消费量的不断攀升,在1911年到1934年间出现了一些零星的反纸烟宣传、活动和组织,但直到1934年新生活运动开始之后才又有了大规模的不吸纸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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