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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琦出洋考察与《随使随笔》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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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学界研究清末五大臣出洋,多依据留存的两部日记,即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载泽分别撰述的《出使九国日记》和《考察政治日记》。据笔者所见,李细珠在《张之洞与清末新政》一书中,最早发掘使用湖北随同考察人员蔡琦所著《随使随笔》。笔者数年前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研究》时,基于李著提供的线索,也参考使用了《随使随笔》。近来,笔者系统整理、研读该随笔,爰撰斯文,对蔡琦其人及其出洋缘由、他眼中的日本及欧美世界形象、中西对比之下的所思所想做一梳理,以期丰富我们对清末五大臣出洋以及近代以来国人走向世界、认识世界之艰难历程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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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启后:锡良督川时期筹瞻川属考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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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清末新政与边疆新政(全2册)
简 介:瞻对位于川边藏区中心区域,纵横数百里,有上瞻、中瞻、下瞻之分,故又称三瞻。其地“东连明正、单东、麻书、孔撒、章谷五土司之界;南接里塘、毛丫、崇喜三土司之疆;西北与德格土司毗连”,界于川藏南北两条大道之间,地理位置极为重要。瞻对在清代为多事之区,自雍正以迄同治,历朝皆有乱事发生。同治四年(1865),达赖喇嘛派藏兵会同清军平定瞻对土司工布郎结起事,清政府遂于十二月十四日(1866年1月30日)将瞻对赏给达赖喇嘛管理。然而,瞻对赏藏后川边非但没有趋于安定,反因西藏地方当局介入愈成肇乱之源。正如川督锡良所观察,达赖派往瞻对的藏官“只知有藏卫,不知有国家”,治瞻苛虐且横行川边。与此同时,川边藏区的一些土司、喇嘛,鉴于清政府国势衰弱,川边统治空虚,日渐产生离心倾向,“土司则惟务苛虐,喇嘛则专事凶残”。总督川政之贤能者,出于保藏固川的目的,意识到筹瞻川属的重要性并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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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团载泽一路编译书籍考略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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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历史进程中的中国与世界:中国历史学博士后论坛2012卷(全3卷)
简 介:20世纪90年代学界出现两部清末宪政改革研究的代表作——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3)和韦庆远、高放、刘文源合著的《清末宪政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由此建立起该项研究的基本框架。随着研究视野的拓展及史料的发掘,学界从更为细致的角度审视清末宪政改革,推动该项研究不断深化。然而从总体上看,或许由于难于突破创新之故,该项研究日渐趋冷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没有深化的空间和必要,换一个研究视角往往可以深化对其之认识。综观既有清末宪政改革研究著述,可以清晰地看出我们对于主导宪政改革的清政府的研究仍然存在较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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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戴鸿慈、端方出洋考察团政治成果述论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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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13年卷)
简 介:1905~1906年的五大臣出洋考察团,是中国走向世界、迎纳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一环。考察政治大臣归国后的宪政建言,不仅推动清政府颁布“仿行宪政”上谕,将宪政改革确立为基本国策,而且同时也为清政府如何推进宪政改革提供了决策依据。无论是从深化五大臣出洋考察研究的角度,还是从深化清末宪政史研究的角度,皆要求我们对五大臣考察团的政治成果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当然,对考察团政治成果的探讨,既要评述其内容,也要深入分析其产生经过。 笔者曾撰文探讨了载泽考察团政治成果的编撰过程及其内容。关于戴鸿慈、端方考察团归国所上奏折、考察报告以及编译书籍,学界对其内容多有提及,对其由来则含糊其辞,笼统指出戴、端委托随员熊希龄统筹各类成果的撰述,熊转而求于梁启超、杨度,由梁、杨二人完成。然而对这一历史情节的细节,以及梁启超究竟提供了哪些政治素材,是否有其他人参与其中则未论及。持此论者普遍依据的是陶菊隐及《梁启超年谱长编》中只言片语的记载。日本学者狭间直树则注意到《新民丛报》作为半月刊,1906年3月至8月本应出12本但只出4本,推断这一期间梁启超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为考察团“代作上奏”上。此外,笔者亦发现与考察团有过密切关联的他人关于梁启超代笔事的零星记载。考察团随从人员王慕陶致汪康年函言道:“传言午帅官制折等,系托熊聘三先回东京请梁卓如捉刀。”给予考察团诸多协助的驻英公使汪大夑致汪康年函亦言:“戴、端有无遣人通梁不知,惟三君则实无相见事。”革命派也有披露:“端方到日本,梁启超对他上条陈,端方回北京,很用他几句话。”又言:“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梁启超曾为端方办差,康有为亦与彼辈通信。”可见,无论王慕陶、汪大燮,还是革命党,其言皆不确定,亦凸显此事之隐秘。更具说服力的是夏晓虹教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的六件梁启超手稿。夏教授就新发现的梁启超代拟稿与戴、端归国上陈折稿的关系发论,再次确认梁为考察团代笔的事实,同时指出杨度并未参与代笔。但夏文并未涉及梁启超代拟的其他成果,以及是否还有其他人参与代笔。此外,戴、端求助梁启超的若干细节亦有待进一步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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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泽出洋考察团编译书籍与清末宪政 收藏
出处: 近代史学刊(第12辑)
简 介: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团之一路的载泽考察团,本欲对欧美日各国宪政制度广收博取,但最终编译的书籍以介绍日本宪政制度为主,对欧美宪政的引入亦须通过日文文本转译,这种情况在另一路即戴鸿慈、端方考察团中亦有体现。究其原因,既是中西政治体制差异、考察团随员宪政水平及翻译能力不足的产物,同时与考政大臣认为模仿日本宪政模式可以一劳永逸的心态有着直接关系,而日本宪政专家基于“制度殖民”的出发点强调日本宪政体制对君权的保留而不言制限也是至为关键的诱导因素。载泽考察团编译书籍代表了清廷皇室立宪改革派的宪政认知水平和宪政模式取向,其编译过程中遭遇到的困境及其在宪政理解和引入上存在的工具化倾向,为我们全面认识清末宪政思想的日本来源做了一个注脚,从中可见所谓中日关系“黄金十年”论具有片面性,同时也从宪政思想源头的角度揭示了清末宪政改革最终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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