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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类境况
摘要
2018年底，南方科技大学贺建奎的实验室中诞生了两名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此事在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贺建奎本人“成功”的喜悦却导致了全世界的恐惧，因为这两名基因编辑婴儿将通过其后代使全人类的基因池发生改变，后果不堪设想。对于这两名婴儿而言，贺建奎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她们的造物主，那么她们的身份界定便成为问题。她们可以被称作传统意义上的人类吗？如果不是人类，又是什么？后人类，抑或超人类？ 由此，与此相关的“后人类”话题在国内成为热点，而在西方，有关后人类境况（posthuman condition）的讨论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便陆续涌现。那么，后人类境况会对历史学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面对后人类主义的挑战，历史学家尝试突破人类中心论、人类特殊论的传统观念，开拓动物史等新的研究领域，并在研究方法上力图从生命科学中汲取养分，推进历史考掘的深度和考察的广度。丹尼尔·斯梅尔倡导“深历史”，通过生物学、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的方法解释人类进化与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便是很好的例子。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