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社会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移民史和沙田开发史。中山历史上经历过三次具有较大影响的移民潮。第一次是宋元易代之际，北方战乱，中原动荡，民不聊生，一些有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大家族和宋朝官兵，纷纷从中原内地举族南迁，他们一部分从南雄珠玑巷辗转南移，沿着北江水道一路进入珠江出海口与伶仃洋交汇处的香山群岛及周边水域的岸滨，成为这里较早且具影响力的居民；一部分则从东南沿海的福建出发，沿海岸线向南漂移，进入伶仃洋和香山地区，与珠玑巷移民一起成为香山最活跃的一批外来户。第二次是明清两朝交替时期，北方和福建东南沿海的一些大户人家，为躲避战乱、谋求生存和发展，有组织、有计划地集体南迁，最后选择了香山地区的一些宜耕宜渔的地方，落地生根，成为香山社会的又一批新客家。第三次是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南下干部和军转民人员，以及高校毕业生、科技人员和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先后进入中山各行各业，成为中山社会发展的生力军。

从香山县到中山市的860多年里，一直有因不同因素来此定居的族群或个人，在保持自己母体文化因素的同时，主动融入中山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的活动之中，成为落地生根的中山人。社会结构和人口构成的实际情况表明，无论是历史上的香山，还是今天的中山，都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这里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土著，讲闽南语的中山人、说客家话的中山人和使用粤语方言的中山人，他们的先辈都不是这里土生土长的族群，而是不同时期从不同的地方迁入香山或中山的新客家。但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移民在中山这块土地上经过长期的生产劳动、社会交往和文化交流，以及政治参与等公共活动，彼此之间有了明确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调适，形成了“和而不同”或“不同而和”的社会文化氛围。860多年来，这些移民虽然还坚持着他们祖先留下来的语言、习俗等文化传统，但是他们都能因地制宜地顺应时势的变化，在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团结协作中，共同创造属于本土的新文化——香山文化。

香山岛，在地理位置上无疑是岭南的一个组成部分，很早以前就有人类在此生息繁衍。1958年经考古发现的广东曲江县马坝镇的马坝人，大概是我们迄今知道的岭南地区的最早的人类。尽管这个距今大约10万年的马坝人是否是岭南人的祖先尚待进一步研究，但马坝人的出现表明，10万年前岭南地区已有人类的活动，而且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断发现的大量人类化石和实物遗址，为我们解释岭南史前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相对说来，珠江三角洲成陆的历史较晚，主要由西江、北江、东江在海湾内堆积复合，并在3次海浸和3次海退的过程中发育起来。这一过程约开始于3万年前，基本完成于数千年前，现今的地貌主要是6000年来形成的。目前已知的众多遗址，从坐落位置和经济类型来看，可分为山冈、台地、沙丘和贝丘三类，其中以贝丘遗址为多，也最具特色，形成年代距今5000～6000年。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珠江三角洲的贝丘遗址又可分为三类：一是河岸型，分布于珠江三角洲上游成陆较早的地区，即今南海、佛山、三水、高要及东莞、增城、博罗等地；二是河潮型，与河岸型分布的地段没有明显界线，仅相对集中于河岸地区的下游；三是海湾型，主要分布于今珠江三角洲中部的边缘地带，成陆年代较晚的江门、新会、高明、鹤山境内。这三类遗址显示，当年的居住者都是以渔猎捕捞为主的氏族和部落。不过，前面两类贝丘遗址离海较远，其捕捞和采集对象以淡水或半咸水贝类、鱼类为主。海湾型贝丘遗址离海较近，捕捞和采集对象以半咸水及广盐性贝类、鱼类为主。

中山市先秦遗址分布图

在广东沿海及珠江口岸地区，还发现有众多的距今5000～6000年前的沙丘遗址。它们分布于东起汕尾西至台山和雷州半岛沿海，南达香港、澳门等地的岛屿，而在环珠江口岸地区的深圳、珠海、中山、香港、澳门、新会及汕尾的分布较为广泛，并在珠江三角洲南缘的中山、珠海及周围海岛的分布最多。沙丘遗址可分为拦湾沙丘、沿岸沙丘和连岛沙堤三种类型，它们一般都远离古珠江入海口的贝丘遗址分布区，属于海岛环境。这里气候温暖湿润，有富饶肥美的生物资源，决定了居住于此的氏族和部落的经济生活，是以渔猎与采集为主的。目前出土的石器中缺乏较大的砍伐器、收割器如石刀和石镰及谷物磨盘等农业工具，而多为中小型斧、锛、凿、网坠、敲砸器等，这也充分地显示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先民仍然以渔猎和采集为生。

香山岛及其周边的一些岛屿，在远古时代同样有人类活动的迹象。1986年5月，中山市博物馆在进行野外调查时，在南朗龙穴村东南、珠江西岸的沙堤上，发现了新石器中期的彩陶遗址，在其偏南地区发现新石器晚期至春秋战国时期的生活遗址。出土的文物有陶器、石器和青铜器。陶器的陶质为夹砂陶，陶色有灰褐色、灰黑色和橙黄色，纹饰以绳纹为主，曲尺纹为次；印纹清晰但烧制火候不高，质地疏松。这是一种以轮制并辅以手制的器具。陶器器形多样，有敞口、侈口圜底罐，带流圜底壶，口沿卷边器座等，出土遗物较为完整。此外，还发现有单面铸铜器陶范。石器类用细砂岩石和卵石制成，有砺石、石锛，有段石锛、网坠、穿孔砑璋和铸铜石范。类似的遗址在中山还有白水井遗址、宫花遗址、岚田遗址、秀山遗址等15处。这些出土文物表明，在新石器晚期至春秋战国时期，中山已有早期人类在这里活动。

南朗龙穴遗址

龙穴遗址出土的彩陶圈足盘

在今天的珠海地区，同样发现新石器晚期和夏商周时期的沙丘遗址达几十余处。在凤凰山脉和黄杨山山脉周围，以及附近海岛如金鼎镇白沙、唐家镇大坞环、淇澳岛后沙湾、拱北关闸西瓜铺、横琴岛赤沙湾、三灶镇草堂湾、南水镇大基湾、高栏岛宝镜湾等地，都有新石器时代遗址，尤其是淇澳岛后沙湾和三灶镇草堂湾两处，沙丘遗址的古地貌和地下文化堆积都比较完整。后沙湾遗址第一期文化堆积层出土的彩陶圈足盘和刻花纹白陶豆，虽是实用器皿，但具有审美价值，应该说极为罕见。它们是距今4500～5000年前人类使用过的器物，而且与中山龙穴、深圳大黄沙、东莞万福庵、增城金兰寺、高要蚬壳州、澳门路环、香港深湾等遗址所出土的彩陶相似，这都可说是早期人类在珠江三角洲活动的物证。这些出土文物和遗址表明，古代先民在与大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已懂得舟楫渔猎之利。他们选择在依山面海、避风避浪、淡水易得的浅滩或海湾，从事季节性的渔猎和采集植物根果活动，在这个还是荒凉孤寂的岛屿上生产劳动、繁衍生息。不过，沙丘遗址的大量出现，也暗示着早期在这里活动的人类具有较大的流动性或居住不稳定性。

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在珠江三角洲活动的人类似乎进入到阶级社会。目前在中山、珠海、澳门这三个曾属于香山地区的相继出土的文物和发现的遗址显示，春秋战国时期，香山先民已经掌握了较高的生产技术，具有较强的审美意识，与外界的联系也更加紧密，物质生活资料也比过去更加丰富；除了渔猎捕捞之外，他们还掌握了原始的农耕技术。大量青铜器物的出土和岩画的发现，就间接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性的变化。尤其是在珠海南水镇高栏村与铁炉村之间的宝镜湾发现的宝镜石、天才石、大坪石和藏宝洞里的岩画，与中国各地发现的岩画有着较大的不同。一些地区发现的史前岩画大多处于写实、拟物的阶段，所反映的是人类当时的情感与思绪，最多的只是反映一件事情的原委，如狩猎、生殖、舞蹈、搏斗等；但是在宝镜湾发现的岩画所反映的内容，似乎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它用图案描绘真实的场景，告诉人们一个个遥远而又十分贴近海洋文化的人类征服大海的故事。宝镜湾岩画中所隐含的故事和历史文化信息，也许还难以得到准确的解读，但它与早期人类征服海洋的活动肯定有着内在的联系。在4000多年前，这里和香山岛仍是大海中彼此相望的岛屿。在岛上生活着早期人类，其生产和生活以及进行各种交往活动，肯定都离不开水和船，而岩画上的舟船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原中山县（今属珠海市）高栏岛宝镜湾岩画

从目前已经发现的沙丘遗址和发掘到的陶器、石器、青铜器与渔网、渔坠之类的文物来看，从史前时期到春秋战国时期，在香山岛及周围的岛屿上，已经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甚至有了氏族部落和族群的聚居。他们不仅依靠渔猎捕捞来维持生存，而且还掌握了工具制作和器物加工的技术，并借助舟船与周边地区保持着必要的联系，甚至还有了超越现实生活的审美感受和艺术表现。因此，可以肯定地说，香山岛的先民不是神秘的天外来客，而是从陆地上随舟船漂流至此的早期移民，他们的生活一开始就不是孤立和封闭的。长期的生存磨炼和生活经验的积累，使他们超越生命本能，用智慧美化生活。他们既重视工具器物的装饰性和实用性，又懂得生活的精细化和艺术化。陶器、石器、青铜器和岩画等文物上的线条、色彩、符号和图像清晰地显示出，在从再现到表现、从写实到象征、从形到线的发展过程中，香山先民已经不自觉地创造和培育了比较纯粹的美的形式和美的趣味。审美趣味和审美意识的生成，也折射出香山地区劳动分工和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依人口来源将岭南人分为五类：“一曰土人，自昔骆越种类也。居于村落容貌鄙野，以唇舌杂为音，声殊不可晓，谓之蒌语。二曰北人，语言平易而杂以南音，本西北流民，自五代之乱占籍于钦者也。三曰俚人，史称俚僚者是也，此种自蛮峒出居，专事妖怪，若禽兽然，语音尤不可晓。四曰射耕人，本福建人射地而耕也，子孙尽闽者。五曰疍人，以舟为室，浮海而生，语似福广，杂以广东、广西之音。”

周去非记述的这五类人，多数均为不同时期迁入岭南的移民，只有俚人为当地土著，俚人即蛮人，蛮人是古代对南方非汉族的通称，其中包括瑶、僚、蛮、黎、蜑等诸多民族。

香山岛上的早期居民其具体生活细节和社会结构特点，史无记载。有关南越疍民和黎、俚族的文献资料，对他们的生活地点和活动情况的介绍同样简单而模糊。但是，自香山岛并入秦汉王朝的版图之后，有关香山岛上居民的生活状况，就开始散见于各种各样的文献资料。

秦汉时期移居香山岛的中原人，虽然没有更具体的文字材料加以说明，但他们进入香山岛后，在与岛上的疍民及黎、俚等族居民和睦相处的同时，仍保持其原来治学致仕的兴趣，这还是有迹可寻的。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汉代香山人陈临。据清光绪时期编印的《香山县志》载：

陈临，字子然，南海人，家居海岛。奋志不同蛮俗，郡举孝廉。（汉）顺帝永建中，官至苍梧太守，推诚而理，导民以孝悌。民有遗腹子为其父报怨杀人者，为吏所获。临知其无嗣，令其妻侍狱中，后产一男。郡人歌曰：苍梧府君恩广大，能令死囚有后代，德参古贤天报赉……后本郡以五月五日祠临东城门上，令小童洁服舞之。其后子孙藩盛，播于岭徼，世以为阴德所致。祀乡贤。

这里所说的陈临为“南海人，家居海岛”，其实就是指香山岛。汉代香山岛属南海郡番禺县。根据史料记载，陈临是东汉顺帝时人，距今已有1800余年。陈临“奋志不同蛮俗，郡举孝廉”，这就表明陈临及其家族并非香山土著，而是从中原或内陆入住香山的，属于早期移居香山岛的香山人。到了东晋义熙八年（412），又有钱、石等姓从南海、番禺迁到香山北部黄圃的北头村；孟、赵等姓也从浙江、江西迁到黄埔的灵会村。这些相继迁居香山岛及周边岛屿的移民，不仅提高了香山岛及附近岛屿的人口数量，而且还直接改变了这一地区的自然、社会和文化生态。

到了唐代，香山正式设乡建镇。这种既有行政的建制文顺乡又有海防性质的军事建制香山镇的军政并存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宋代香山改乡升寨才结束。这一现象表明，香山岛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得到了朝廷的重视。从唐代建制来说，镇不是一级政权，而是一个军事组织，但镇的长官级别一般都比较高。在香山设立军镇，驻扎军队，这就表明香山地区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这里地处海上交通要冲，为海防前线，波斯、印度、暹罗、安南等国的商船前往广州时途经此地，加上伶仃洋又是海盗出没之处，设镇主要任务就是防止海盗的滋扰，保障对外的正常交通。香山建镇，标志着这一地区已经从“王法不到”“化外之地”的蛮荒之地进入王朝社会治理体系。

唐代李氏王朝统治时期，对外开疆拓土，军威四震，国内相对安定统一。一方面，南北文化交流融合，使汉魏旧学与齐梁新声相互取长补短，推陈出新，儒、释、道三教也在这时期得到融合和创新；另一方面，中外贸易交通发达，“丝绸之路”引进来的不只是“胡商”云集，而且也带来了异国的风物和宗教。这一时期，中外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较过去更加频繁，往来珠江、伶仃洋的船只和人员滞留香山岛的情况时有发生，定居香山的人亦不在少数。早在唐朝之前的南朝梁武帝大通元年（527），印度高僧达摩经珠江口到广州登陆，在东来初地的“西来庵”讲经说佛之后，佛教在岭南地区得到广泛传播，信佛、拜佛甚至形成一种风尚。唐初，就有信奉佛教的夫妇从中原南来香山加入空门。

据香山古香林寺谱记载，古香林寺于唐朝贞观年间正式开山，第一个和尚是正芳祖师，第一个尼姑是正机师太。正芳、正机出家前原是一对夫妇，北方人。正芳是达官贵人，信奉佛教，后弃官出走。夫妇两人乘船南下，想找一个风水宝地削发出家，以终天年。他们来到香山岛北面的石岐海附近，发现古香林山清水秀、峰回岭转，既有龙腾虎跃之势，又有幽香清虚的净土气象，是个修行出家的理想之所。便泊船于桥头仔，亲自上山勘察，最后欣然选定古香林为落脚出家之地。正芳在此盖起茅舍，取名为古香林寺，并把这处山脉定名为南岭小雪山。正机则在山下结一茅舍，取名为善慧庵。两人商量今后改夫妻关系为兄弟关系，把带来的财物一分为二，作为彼此出家的生活费用。于是他们同时削发，男的取法号正芳，女的取法号正机，从此一僧一尼在这里专心修行。除了每天必须按时参禅悟佛外，他们还行医占卜，方便世人。佛课之余，或琴棋书画，或采野垦荒，或躬耕田舍，可谓怡然自得。但是，他们在古香林参禅悟佛和行医济世的消息不胫而走，冷清的古香林从此香事繁华起来，前来古香林寺拜佛求签、求医问诊的人逐渐增多，甚至有不少人自愿削发、遁入空门，拜正芳、正机为师。数十年后，正芳、正机相继终老圆寂。弟子们为纪念正芳、正机开创之功，特尊正芳为开山师祖，尊正机为善慧庵高祖老师太。

唐代李氏王朝在这里建乡设镇，不仅表明朝廷对香山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给予了高度重视，而且也加速了香山地区沙田的开发和人口的增长。据史料记载，唐代先有彭、关两姓族人定居香山三乡乌石村，随后又有汤、汪、林、郑、陆、陈等姓氏陆续迁到三乡白石、茅湾。陕西长安人周疆宦率家人迁到香山，在张家边的神涌定居；李凤腾也率领家人从粤东五华到香山，在环城分花水落户。在黄杨山和牛扑岭周围的浅滩和小岛，也吸引着不少移民，他们到此定居，围海煮盐。在凤凰山山麓南边的山场村，同样有不少围海煮盐的从业人员。这些现象表明，不少从中原迁来的人，在香山这块希望的土地上已经安家立业、传递香火，有的人甚至成为香山地区的新贵。

《香山县志》中就有关于当时香山富家大户的记载：“郑愚家世殷富，驺僮布满山谷，皆纨衣鼎食。”这说明郑愚家族在香山不仅拥有大片的良田庄园，而且还有不少的仆童、雇工和仆役。郑愚年轻时刻苦好学，积极应考科举，唐文宗开成二年中进士，累迁至尚书。唐懿宗咸通初年，为桂管观察使，再领岭南西道节度使。因有御守之功，征拜礼部侍郎。唐僖宗中和初，奉命出镇南海，以抚绥功，召拜尚书左仆射，三年后病死于任上，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郑愚不仅是位恪尽职守、体恤民情的好官员，而且也是一位崇尚自然、热爱家乡的诗人。他在《醉题广州使院》一诗中，就表达了他对家乡人民的关爱体恤之情：“昔年百姓受饥荒，太守贫贱似虎狼，今日海隅鱼米贱，大须惭愧石榴黄。”前两句反映的是郑愚人在官场而心系百姓，对官宦的贪婪自私和朝廷的苛政深恶痛绝，对民众的疾苦深表同情；后两句则强烈表达了郑愚歌颂鱼耕收获、物阜民丰时的喜悦心情。同样，在《泛石岐海》这首诗里，郑愚不仅写景韵物，而且借景抒情，其中有“台山初罢雾，岐海正分流。渔浦飏束笛，鸿逵翼去舟。鬓愁蒲柳早，衣祛芰荷秋”的诗句，不但写出了自己在香山安居乐业的情景和内心的感受，而且具体描述了当时香山的秀丽山川和淳朴民情。

不过，在郑愚生活的年代，香山早已不是蛮荒之地，而是舟船往来、人客纷至的海岛福地。唐末至五代十国期间，中原战乱，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相对安定的岭南地区特别是香山岛及附近岛屿、滩头，自然成为中原人迁居的理想之地。到宋代，中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地广人稀的岭南，无疑有利于族群的生存和发展。在南宋香山建县之前，香山这个岛屿星棋罗布的地区，已经汇聚了许多来自粤东、粤北、福建和中原内地的移民，人口增至万余户，村落80多个。据有关史料反映，宋代有陈、林、阮、程、简、严、李、欧阳、缪、蔡、高、方、刘、郑、王、黄、罗、余、胡、芦、彭、杜、毛、曹、古、袁、魏、梁、吴、冯、杨、周、黎、马、郭、何、张、徐、汪、温、甘、陆、孔、容、蓝、侯、邓、唐、潘49姓，先后从南雄珠玑巷、福建莆田和福清县，以及广西、广州、南海、新会、顺德等地迁入香山，主要分布在五桂山周围一带，包括叠山、濠涌、长洲、库充、起湾、宫花、林屋边、沙岗、雍陌、平岚，以及北部的古镇、曹步、小榄、横栏等地。这些从外地迁来的中原人，为了表明自己优先而至、坐地为主的地位，为确保拥有的土地和财产，总是聚族而居，有意识地组成宗族村落，形成自治的宗法社会。据《小榄镇志初稿》载：大小榄于南宋开封之初，部分地区虽已成陆，但潮水涨时，低洼之地常被淹没，故有“宁安乡潮居里”之称，实乃半陆半海的水网地带。在小榄文昌庙内供奉有杜、曾、罗、毛、曹五姓始祖。而这五姓中，又都以杜姓排先，盖因其定居最早。开村的前期，杜、毛、曹三姓居小榄之海头村飞驼岗附近，后毛姓迁居石岐，曾、罗二姓则居小榄凤凰山西南麓一带。

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香山正式设县后，在陈天觉、梁益谦等历任香山县令的锐意经营下，香山百业兴旺，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和谐，到处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香山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也招徕了大批新的移民。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福建莆田县人郑芑告老辞官，举家从莆田迁到香山县，卜居县城东的莲塘村。宋宁宗初年，新会名门之后马铎、马驳兄弟，奉母林氏举家从新会迁到香山仁厚乡的沙涌定居，成为沙涌马氏始祖。宋理宗宝祐年间（1255），南雄郡保昌县举人高南洲，举家从保昌迁到香山定居。宋宁宗嘉定六年（1213），福建福清县人杜奇芬，奉母太君万氏迁居香山，卜居宁安乡的岗头村，相传其为大小榄的开村始祖，也是开村诸百姓中的杜姓始祖。今珠海南屏容族于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迁入，北山杨氏族人于南宋嘉熙元年（1237）迁入，唐家唐氏族人于南宋度宗咸淳年间（1265～1274）迁入，南平张姓族人于咸淳四年（1268）迁入，山场村吴姓族人于咸淳九年（1273）迁入。

与此同时，新的村落也在香山地区不断涌现，如今天珠海的唐家、淇澳、下栅墟、上栅等各村落日渐繁荣。据地方志统计，两宋迁入香山的外地族姓逐渐增多，北宋有4姓5户，南宋增至24姓29户。宋元交战之际，大批南宋王朝赵氏族人和仕宦人家随军南下，迁入香山。特别是宋元崖门海战，宋朝兵败而亡后，大批南宋军民散落香山各地，成为自食其力的香山人。元代的《大德南海志》就有如此记载：“珠江三角洲各县，自王师灭宋平广以前，兵革之间，或罹锋镝，或被驱掠，或死于寇盗，或转徙于他所，不可胜计。”在香山的黄杨山，至今还保有南宋大将张世杰之墓，而且在黄杨山的纵深处，还有宋代遗臣邓光荐和赵时瑽、龚行卿等客家人隐居其间。出生于元朝元贞二年（1296）的赵梅南，为菉漪堂主。作为宗室后裔，在元朝平定中原后他隐居香山不仕，“誓不与元贼共戴天”，在黄杨山耕读传家，谢绝功名，保持名士风范。这支固执地秉承宋太祖赵匡胤遗训的“魏王派”赵氏遗脉，居住在今天珠海距崖门不远的南门村，一直繁衍至今，成为中国宗族延续的一个标本。

在宋元之后的明清两朝，经济重心的整体南移、生产技术的革新及赋税政策对利益的调控，都加速了江南和岭南地区对土地和沙田的开发。香山的沙田、潮田等滨海地带，在大量移民的开垦下，逐渐变成了肥沃的粮田，香山的盐业和银矿业，也得到朝廷和广东地方官员的重视。香山地区因农耕面积的扩大，农产品日趋丰富，再加上渔业、盐业和矿业的兴旺，为产品交换和社会流动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因此，这一时期香山区域内的物品交换和社会文化的互动明显加强。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香山对外贸易的加强，又刺激和吸引更多的外来人口。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据《香山县志》载，长安乡恭常都在方圆120里内，有村22个，潮居乡黄粱都80里内，有海中村17个。到了清乾隆十五年（1750），长安乡恭常都有村54个。1750～1827年，恭常都从54个村发展到79个村，黄粱都从17个村发展到67个村，村落数量增加了几倍。明清时期，无论是原有宗族的繁衍，还是外来宗族的迁入，都呈现超越前代的发展趋势。

就原有宗族的繁衍来看，在明清时期虽然不少家族已是枝繁叶茂，子孙中常有从香山迁去外地居住的，但绝大多数仍坚守在香山各地生根开花、香火相传。如今天珠海的唐家，始祖在宋度宗时由南雄珠玑巷迁居新会，再迁唐家，成为香山唐家唐姓开村始祖。其六世广礼迁居鸡柏村，广阔迁居东莞。七世竹庄迁居那州，十五世广元迁居新安。自定居鸡柏村后数百年来，唐姓一直为鸡柏村的主要族群。翠微的吴姓，始祖得成迁居山场后，分四房，徙翠微。二、四房分居前山、平岚、山场、鸡柏、唐家、鸦冈各片。其中翠微村居吴姓最多，二十四世健彰名天显，做过买办，后官至上海道台。其弟健纬名天垣，1832年曾在十三行中的同顺行任行商，与外人通商，鸦片战争后又成为洋行买办。

明清时期迁入香山的外族，同样在这里开枝散叶、耕读传家。如锦石陆族，明代其仲荣祖由香山乌石分居上恭镇，原居金竹尾村，历五代至乾隆初，由金竹尾村分三房，均居锦石，后次房分居阳春铺。潭井刘族，自新会小泽乡怀仁里迁居香山南界涌，分支三房，至松岭祖迁居潭井，现历十五代。潭石冯族，自东莞南栅乡迁香山城东门，后迁南界涌，六世族恒简始迁潭井，现历十九代。大濠涌黄族，始祖菊华，明中叶由新会水边乡迁入，生三子，分三房，现历二十代。斗门邝族，始祖菊窗，明代由肇庆府开平县迁入，生四子，长子留居斗门，次子迁居小濠涌，三子迁居南村，四子迁居安莪，现历十九代。松山村温族，始祖觉先原籍惠州归善县，乾隆年间迁入松山旧村，又分居松山新村，现历八代。这些外来人口落户香山后，不仅使香山人口迅速增长，乡村规模迅速扩大，而且也为香山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输送了新鲜血液。过去未开垦的土地得到开发，新造的田地又得到了充分利用，商贸活动也受到地方政府的认可，香山人的居住条件和饮食结构均有了较大的改善，上交朝廷的赋税也比过去大大增加了。明代香山李孙宸的后人李嶟在《村居》里说：“粗拙旧相沿，家家近水田。地硗桑可植，门小竹常编。瓜豆翻平野，牛羊卧晚烟。荒庄无力作，蚕织自年年。”明清时期香山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快速发展，使过去一直处于贫困的下等县一跃而为富裕的上等县。

鸦片战争后，香山因受到战争和洋货的冲击，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相对来说有所减缓，大批香山人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开始有计划、有选择地向海外和内地通商口岸迁移。这个时期，外地迁入香山的人数明显减少，而外迁人口则大幅度增加。民国时期，这种人口外迁的现象依然大量存在，而且许多外迁的人，大多有两个家，即一个家在外地，一个家在香山，他们习惯于在这两个家中往来行走。可以说，到了晚清民国时期，香山的社会结构和人口分布已基本定型，对此香山名彦、著名的地理学家何大章就有这样的评述：“考县名以那州、古鹤等村人及疍民为土人，惜已衰退，今日人口血统主要有四系：一为石岐系，即石岐恒美一带居民迁入甚早，县析自东莞，时犹孤立，至今言语亦成一系，人重体面；二为小榄系，在北境平原，三九区一带，人多自南番禺顺德移入，操顺德口音，人重保守，聚族而居；三为西乡系，即鸡谿角大涌一带人口，概为福建籍人，自闽潮移入，为时亦久，语言独异，民性勇敢，华侨最多；四为斗门系，包括海岛一带，人多自新会入来，操新会语声，富有冒险精神。此外县民一部为客家人，最后散居山地之间，唯刻苦胜人。全县居民多务农，勤劳是尚，民性优越。”

清光绪宣统时的香山县境全图

从方言分布上看香山地区的人口分布、社会构成及民风民性者，除何大章外，还有语言大师赵元任和当代著名学者李新魁等，他们也对之进行过观察和思考。赵元任在《中山方言》中指出：

中山县的方言相当的杂。除了广东系统的方言之外，在县城以西，如龙头村语言，完全属于潮汕系的所谓“福佬话”，这种话连其他本县人都听不懂。现在所记的是狭义的中山语，乃是县东石岐地方的方言，就是普通所谓中山话。它分布的地方，除在中山区外，在夏威夷群岛特别通行。它在中太平洋侨界里的势力，还在广州、客家、四邑各方言之上。比方在檀香山中国人办的四个中文中学，全是用中山音教学的。

李新魁也指出：

中山市是流行粤方言的区域。但在中山市周围东北面以至南面的平原地区和沿海地带，即沙溪、大涌、张家边和南朗几个区镇所在的地域范围内，还有处于南部山区的三乡地区，都流行着属于闽方言的“村话”。这些村话所流行的区域，为粤语区所包围，形成一个颇大的方言岛。……这些不同地区的闽人，在不同的年代（有的是在北宋，有的是在南宋末年，有的是在元末明初）分别迁至中山，他们带来的闽方言在新住地不断地融合、同化，终于形成了一种新的闽方言在本地流行。这个方言，既有闽南方言的特点，又有闽东及闽中方言的某些成分，它融合成一种既表现闽方言总体特征又吸收了粤语的某些特点的方言。

这些对香山地理和人文的观察与述说，虽然因语言、历史、文化等方面的障碍而难免以偏赅全或挂一漏万，但他们所述香山方言分布的格局和民风民性的特点，真实地反映了香山建县800多年人口变迁和社会发展的概貌。在香山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迁入香山的中原人，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耕作经验，而且也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观念，在香山社会文明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历史上的香山虽然只是珠江三角洲上的一些岛屿，但她的发展总是与大中华的历史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次封建王朝的更替和北方的战乱，几乎都会波及珠江三角洲上的这个由众多岛屿组成的县治。尤其是宋、元、明、清以来的几次移民浪潮，不但没有像人们通常所见的那样，给香山社会带来灾难性的破坏，相反地却给这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态带来了崭新的气象。

像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城市和社会发展变化都与移民有关一样，中山社会的历史演进，也始终与移民的进入有着密切的联系。讲粤语的广府人、说着客家话的客家人、以闽方言为母语的闽南人，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怀着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先后进入历史上的香山地区。凭借文化知识和生产生活经验上的优势，他们不仅在香山的山边、海边和河边的“三边”地带，或渔猎，或农耕，或晒盐，或开矿，或从事工商业，为自己和家族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和文化基础，而且有意识地自觉地通过各种乡规民约或民风民俗，将自己居住香山的历史合法化和规范化，在权利和义务、宗教信仰和节日礼仪上，将自己本土化和主体化。但是，香山毕竟是由不断迁入的移民所构成的多元文化的移民社会，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封闭的自然形成的农业社会。不满足、不畏惧、不懈怠，也许是移民与生俱来的天性。而且与众不同的是，移民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具有艰苦奋斗的意志、敢闯敢干的精神、因时而变的勇气和崇尚实用的品格。在移民构成的社会里成长起来的人，同样具有独立、果敢、奋斗、抗争的精神，同样具有探索、开拓、创新、进取的品质。因此，在每次危机到来之前，他们总是能够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在每次机遇降临时，他们总是能够快速准确地将机遇牢牢抓住，时刻都在争做自己的主人和时代的弄潮儿。

早在明清之际，自负而又冒险的香山人，就开始受耶稣会士的引诱，随着西方商人的船队，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到一个中国人从来不知道的藩国去寻找未知世界的答案。相传香山人郑玛诺（1633～1674），1645年随陆德神父赴罗马深造，一去就是20多年，成为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出国求学的人。也是在明清两代，一些香山人为躲避战乱，漂洋过海，从澳门出发，到东南亚一带谋生，后来成为那里的拓荒者和最早落地生根的中国人。尤其是鸦片战争后，新旧金山的发现，香山人得信息灵通和地利之便，纷纷结伴远涉重洋，到夏威夷、旧金山、纽约和澳大利亚去淘金，甚至到古巴、巴西等南美地区谋生，结果竟成为那里的华侨和华人。“有海水处就有华侨”，在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从香山走出去的华侨、华人。在一百多年里，香山人以一种移民所特有的精神和气质，离开了自己祖祖辈辈居住的香山家园，在异国他乡，再一次用汗水和智慧重新为自己撑起一片蓝天。

世界中山华侨、华人分布概况

就在香山人为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彼此结伴去异国他乡创业的同时，一些被马可·波罗编织的东方中国传奇故事所吸引的西方传教士和商人，为了传播基督福音和获得超额利润，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进入香山县的辖区澳门。他们一到澳门后，便立即抓住多种机会兴建教堂、创办学校、开设商店、修建楼宇、开辟街道、修筑马路，在公共设施和社会管理方面，花费了不少力气，耗尽了不少心血。他们一方面接受香山县的管制，另一方面又实行区域自治。澳门一埠的开辟，自然给西方传教士、商人、游历者暂居或永居香山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也为大批香山人迁出香山走向世界提供了便利。从16世纪中期开始，中外移民几乎没有任何障碍，自由出入香山，使香山最靠近伶仃洋的一个小渔村澳门，迅速变成了一个华夷杂居的国际港口城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丹麦、瑞典、日本、印度、暹罗、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印尼、柬埔寨、朝鲜的移民，与来自福建、广东和内地省份的移民，在这个弹丸之地的澳门半岛相遇。他们中有的甚至选择这里作为终身的居所，心甘情愿地做一名澳门人。香山的人口结构和社会关系，因这些异国异地的移民的定居而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五口通商后，香山人敏感地意识到中西贸易中的巨大商机，利用他们长期与洋商打交道的经验和已经熟练掌握的“广东英语”，随洋行洋商率先进入刚刚在英国人的炮火下被迫开埠的沿海通商口岸，成为新设立的洋行里的第一批买办。莫仕扬、徐荣村、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一大批会说“夷语”的香山人，从此成为活跃在上海、厦门、天津、汉口等通商口岸，周旋于中西商人之间的买办商人。受这些洋行买办商人的帮扶和牵引，一大批香山人开始积极学习英语和中外商务，纷纷跻身于洋行或中外商贸领域，迅速致富，成为通商口岸的新贵。在19世纪的上海洋行里，“香山买办”几乎成了“买办阶级”的代名词。

就在一大批人热衷于洋行买办职业的同时，一批香山幼童带着对异国社会的好奇和对未来中国的梦想，告别自己的父母，赴美留学，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然因保守势力的阻挠，他们被迫提前回国，但是他们在美国所受的西式教育，已使他们不可能回到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去，也不可能让他们中的一些人回到偏远的香山老家去。他们经过一番周折后，最终选择了当时新兴的城市或近代工商业发达的地区，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到了20世纪初，一批受孙中山影响的海内外香山人，也离开了家，参加了旷日持久的革命运动，成为“四海为家”的一代新人。特别是从澳大利亚回国的香山华侨马应彪、霍庆堂夫妇，郭乐、郭泉兄弟，蔡昌、蔡兴兄弟，以及李敏周、刘锡基、黄焕南等人，相约携巨资回国，先后在香港、广州、上海、香山等地创办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百货公司，经营环球百货，开创了近代中国民族百货业的先河。他们的创举和贡献，也为家乡人的再就业和再迁移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在他们的直接影响和热情帮助下，年轻的香山人被分别先后安排在四大百货公司的各个城市的商业网点，接受新式经营理念和管理方法的训练。这些从香山农村走出来的年轻人，经过培训和锻炼后，很快成为近现代中国城市新兴工商企业方面的重要力量。

1949年新中国诞生后，在中山人出国回国、离乡回乡的同时，一批南下干部也加入到中山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之中，有的甚至落户中山，成为一名地道的中山人。这时期新增加的人口虽然不多，但他们都是抱着扎根中山、建设中山的目的，积极主动地融入中山各行各业之中，因此很快落地生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门再次打开，人口迁移的现象又一次成为中山社会的一道激动人心的风景。在中山海关的出入境处，每天都有大批回乡探亲的海外游子归来，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落叶归根，选择在家乡中山投资创业和永久居住。与此同时，中山也有不少人由于商贸、留学和婚嫁等方面的原因，离开家乡出省出国，成为生活在异乡的中山人。不过，中山人在这一时期向市外省外迁移的现象还不突出，出国的人数也十分有限，更引人注目的是内地的大学毕业生和机关干部像潮水般涌入中山。这些以普通话为主要交际语言的外地人进入中山，既改变了中山的人口结构和人口总量，也直接推动了中山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发展。

据统计，1949年，中山人口（除珠海外）大约60万；1982年人口统计，中山总人口约100万；1990年，中山当时总人口大约124万，大专文化程度的人口只有8993人，比1982年的2315人增加了近3倍；到1997年，中山常住人口约128万，暂住人口大约50万，少数民族人口占总数的0.23%，但这时已有52名外国人加入中国籍，落户中山；2000年，全市总人口大约236万，其中户籍人口135万，接受大专以上教育的人达到6万多；2007年户籍人口约145万，外来人口大约140万，其中，省内迁入中山的有18616人，省外迁入的有14947人，迁出人口12988人；2011年全市常住人口约314万，其中户籍人口约150万，迁出12271人，迁入19649人。在不到60年的时间内，中山人口增长幅度不算大，而且主要不是自然增长，人口输入型增长比较明显。尤其是近20年，从外地迁入中山的高素质人才较多，人口总量和人口质量都有大幅度提高，人口构成因此变得更加复杂。普通话成了社会交往的公共语言，外语学习和对外文化交流也逐渐在民间流行起来；湘菜、东北菜、川菜、西餐、韩国菜、日本料理，深受中山人的欢迎。四川人、湖南人、湖北人、江西人，甚至江浙人，这些在中山人眼中的北方人迁移中山后，也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学粤语、喝凉茶、吃粤菜，主动融进中山社会。在中山的城区和乡镇，到处都能见到吃着粤菜、喝着凉茶、学说粤语的外乡人，他们都在努力地适应中山的自然与社会构成的生活环境，希望尽快成为新的中山人。所谓中山的原住民，也开始学说普通话，主动地接纳这些新到的外乡人，在帮助他们创业和安家的过程中，也不知不觉地改变了自己。无论是香山县时期，还是中山市的年代，文化互动和文化创新一直是社会融合和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

一百多年来，中山城乡一直处于人口流动的状态，这在全国其他地区都是少见的现象。深圳是移民的城市，全国人民建深圳，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珠海、广州等沿海开放城市的发展，也有移民的一份功劳。但是，像中山这样一个以农村人口为主体的地级市，市镇、乡村拥有这么多方言民系的居民，在全国可谓屈指可数。中山的人口迁移史和人口的构成使我们相信，中山既是一个移民的社会，又是一个移民的城市。

近年来，中山市着力于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全面推进文化名城建设，实施“适宜居住、适宜创业、适宜创新”“和美家园、幸福中山”的社会发展战略，同样需要更多高素质的人才到中山居住和创业。新一轮的高质量移民潮，将会有秩序、有规律地涌入中山。这些在新时代进入中山的新移民，也将会像历史上的中原人、珠玑巷人、福建人和客家人南迁香山一样，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