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旨在通过对中、老、缅三国交界地区的哈尼/阿卡人的橡胶种植活动及其日常生活进行人类学分析来理解边境与国家的关系，理解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进而理解国家的本质。因此，研究综述就包括了关于国家和民族国家的研究，关于边境和边疆的研究，关于作物、资本与权力的研究，关于中、老、缅三国“替代种植”项目研究，关于中、老、缅边境地区橡胶种植的研究，关于哈尼/阿卡人橡胶种植与社会文化变迁研究等部分。

在民族国家成为现实的今天，每个人都离不开国家，一个人离开了国家就意味着什么都不是。正如斯特雷耶所说：“今天，我们视国家的存在为理所当然。虽然我们不满于它的要求，抱怨它越来越多地侵蚀了私人空间，但也很难想象没有国家存在的生活状态。在现代世界中，最可怕的命运莫过于失去国家。……如果他（一个人）没有国家，他什么也不是。”这就是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国家”无处不在。那国家是什么？国家的定义很多，有一位耐心的学者细心地列出了145种不同的国家定义。例如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终极的至上权力、具有最大限度包罗性的联合体、民族的法律系统、对超越性的道德统一的具体表达，等等”。

关于国家的定义及其讨论有很多，其中较为人们熟悉的有如下几种。黑格尔宣称“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也“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恩格斯则认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约翰·A.霍尔关于国家的定义是一种复合性定义，包括三个因素。“首先，国家是一套机构，这些机构是由国家的相关人员操纵的。国家最重要的是作为暴力和强制手段的机构。其次，这些机构处在通常被称为社会的那个以一定的地理界限划分的领土的中心。最后，国家垄断着其领土内的规则制订。”马克斯·韦伯指出：“国家是在一定区域的人类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在本区域内——这个区域属于特征之一——要求（卓有成效地）自己垄断合法的有形的暴力。”也就是说，国家是作为垄断合法暴力和强制机构的统治团体。而在安东尼·吉登斯那里，“国家有时指政府机构或权力机器，有时却又指归这种政府或权力所支配的整个社会体系”。他还指出，“国家可以被界定为这样一种政治组织：它的统治在地域上是有章可循的，而且还能动员暴力工具来维护这种统治”。在查尔斯·蒂利看来，“国家是一个控制特定的人口、占有一定的领土的组织，因为：（1）与其他组织在同一领土上的活动存在着差异；（2）它具有自主性；（3）它是集权的；（4）它的各个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正式的协作关系”。贾恩弗朗哥·波齐认为，应该“将国家本身看作是——一套集中关注积聚和行使政治权力的制度——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有着自己的特定利益，自主性地、有时是决定性地影响国家自己的安排和政策”。约瑟夫·R.斯特雷耶认为，现代国家是在时间上持续和空间上固定存在的政治单元，它建立了持久且非人格化的制度，它的臣民认同它具有最终裁决的权威，以及它的臣民对这一权威形成了最基本的忠诚。

我们现在所无法逃避的“国家”已经不是传统国家而是现代民族国家。一般而言，民族-国家是经历了传统国家向绝对主义国家再向民族-国家转向的过程，在该过程中，军事力量（暴力）、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等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今天，“全球时代尽管已经来临，民族-国家却并没有消失，而且将来也不可能消失”。民族-国家依然是现代世界政治体系中的基本单元。虽然国家与民族-国家的概念、本质、特征等有所不同，但两者具有密切的联系。根据吉登斯的定义，“民族-国家存在于由其他民族-国家所组成的联合体之中，它是统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对业已划定的边界（国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它的统治靠法律以及对内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关于民族-国家的形成时间和扩张过程，学者意见不一。而民族-国家形成的条件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民阶级、市场经济、理性主义传统、宗教改革运动等。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民族-国家形成的前提条件还包括：国家利益观念的发展和确立、国家领土疆域的划定、外交官地位的稳固与确立。正如吉登斯指出，“从根本上说，民族-国家是以一种主权和领土为基础的组织。……民族-国家就是对特定领土行使主权的组织”。国家领土疆域的划定成为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民族-国家的特征之一。

关于国家的特征，许多学者在他们关于国家的定义中已经进行了阐释，还有一些学者则更进一步更明确地指出了现代国家的本质特征。根据查尔斯·蒂利关于国家的定义，国家的基本特征包括：组织，即国家是“一种组织”；差异，表现在国家逐渐世俗化和“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上；强制控制，国家对其领土上的人口实施强制控制，并且垄断这种控制；主权，国家按照自己的意愿实施控制，无条件地运用自己的资源进行控制，不需要从其他实体中获得资源或与之分享；领土，国家对其领土享有独占的控制；集权，国家必须是一个单一的组织，所有的政治活动必须来源于国家或涉及国家；不同部分之间的正式协作。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每一个国家是国际体系——一种每一个国家与其他类似的许多国家共同生存的政治环境——中的一个单位。在此基础上，贾恩弗朗哥·波齐概括了当代国家共有的几个重要特征：民族性、民主合法性、公民权利、国家具有充分地且垄断性地制定法律的特权、官僚制等。吉登斯还指出，“占有垄断暴利力工具的权利以及使这种垄断同某种领土观结合起来，这都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的特征”。尽管民族-国家可以分为巩固完善型、移植更新型、恢复重建型、新生构建型和国家联盟型等不同类型，但所有类型的民族-国家都具有首要和基本的特征：民族的独立和民族的统一；中央集权制；主权人民化；国民文化的同质性；统一的民族市场。随着全球时代的到来，民族-国家的特征发生了一些变化。

国家职能是国家本质的具体体现，是实现国家的目的和任务的手段。关于国家职能，《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的解释是：“国家机器为了实现国家的总任务和总目的的活动方向，或称国家活动的总方向、总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职能是国家本质的具体体现，是为了解决该社会的基本矛盾服务的。国家机器的每个部分，虽然具体任务、目的、活动方式不同，但它们都是为国家的总任务、总目的服务的。因此，国家职能是指全部国家机器活动的整体功能。”《辞海》的解释则是：“国家在实现统治阶级的政治使命中的基本的和主要的作用。由国家的本质决定。”

这样，根据国家的不同性质，国家职能划分为对内职能和对外职能、阶级职能和社会职能等。也有人把国家职能划分为：国家的立法职能、行政管理职能、司法职能，国家的经济职能、文化职能，安全职能等。这样的职能划分与对内职能和对外职能以及阶级职能和社会职能都有交叉。一般的，国家职能的划分，有两分法：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还有一种三分法：政治职能、经济职能、文化职能。当然，国家职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国家职能的地位都有所不同。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在政治职能、经济职能和文化职能基础上，国家安全职能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国家安全职能的主要内容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包括粮食安全、资源安全、金融安全等）、维护国家信息安全、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等。

根据以上文献可看出，以往的研究更多的是宏观而抽象地讨论国家及其本质和职能。本书旨在通过对中、老、缅三国交界地区哈尼/阿卡人的橡胶种植及其日常生活进行人类学考察来探讨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安全等职能，进而理解国家的本质特征。

本书的研究区域是中国、老挝和缅甸三国的交界地区，即所谓的边境地区。那么，何为“边境”或“边境地区”？边境，指边界附近的地方。一般指靠近国家边界的地方，如《国语》云：“夫边境者，国之尾也。”在政治学和地理学上，边境或边境地区指邻近边界、国界的区域范围。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国家有边陲（frontiers）而无国界（borders）”，“国界只是在民族-国家产生过程中才开始出现的”。并且，“只有在民族国家时代，地图上才标示了明确的边界，它意味着民族国家对边界范围内的领土拥有主权”。也就是说，国家的边境或边境地区是在民族国家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边境和边境地区的各种问题也是民族国家形成后才面临的问题。还有，边境与边疆密切相关，且常常被视为同义词，边境问题与边疆问题往往被放在一起讨论。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国家疆域的边缘性部分通常被界定为边疆。“‘边疆’是个时空概念。从历时性角度和地理空间角度来说，它根据人类发展空间的不断开拓经历了陆疆向海疆、空疆的转变，如今陆疆、海疆、空疆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三维立体空间和一维时间空间；从共时性角度和社会空间角度来说，它又依据人类的生存需要经历了从地理边疆向战略边疆、利益边疆、信息边疆、文化边疆等复合边疆的变迁。”而“利益边疆、战略边疆、信息边疆等新形态边疆被描述和研究，更是与全球化进程深入导致的国家发展外向依存度快速提升，以及国家利益越来越超越于国家领土疆域的限制、国家发展必须在一个更加广大的空间内谋划的事实，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利益边疆”等概念的提出本来就与西方国家的战略利益息息相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等西方大国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出发确定战略控制范围，首先使用了‘利益边疆’概念”。“利益边疆主要是指在历史过程中产生并在全球化时代凸显出来的，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判定主权国家之间或与其他行为主体之间利益划分的界限和范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利益边疆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维护国家主权和制定国家战略的重要基点”。

边疆作为国家地理与文化边界地带往往与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国家安全包括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所谓传统安全，是指“主权国家如何抵御外来军事干涉和入侵，防止核战争以及维护民族独立领土完整方面的问题”。也有人认为，“传统安全主要指由主权、领土、人口和政权组成的国家安全，并为了解除国家安全的外部军事威胁采取军事结盟、威慑和遏制等手段”。与此相对应，非传统安全则包括了“生态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义、跨国公司问题、贩毒问题、难民问题等”。其中，传统安全与硬边疆相关联，两者都以主权国家实体边疆为安全范畴，硬边疆是传统安全关注的焦点，传统安全强调的国家边界安全与硬边疆的边界息息相关；非传统安全与软边疆相关联：它们的中心议题都是国家利益。

中国靠近老挝和缅甸的地区作为“硬边疆”的特点明显，同时，中、老、缅边境地区既是中国的历史边疆、文化边疆，也是利益边疆和战略边疆。该地区虽然也存在着一些传统安全问题，但如今更多的是生态安全、经济安全、资源安全、贩毒问题、移民问题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危及居住在该地区的民族群体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如果说“‘各族人民’安全应该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族人民的安全表现为他们生存与发展需要的生态资源、文化、地缘政治等的安全”，那么维护生活在该地区的民族群体的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安全研究的重要内容。因为这里的民族群体是组成民族-国家的现实的人，而“人的安全，是安全的底线和核心，应该成为安全研究的价值基础，进而使得人拥有‘免于恐惧’和‘免于匮乏’的自由”。

相对于中心地区而言，边境地区或边疆地区往往还被视为边缘地区。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是“中心—边缘”结构理论讨论的核心问题。“中心—边缘”结构理论早已在马克思和布罗代尔的著述中涉及。马克思从世界市场的生成机理和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的互动关系来分析“中心—边缘”的世界格局的形成。马克思认为，资本自我增殖的属性使得资本开拓世界市场并进行全球性扩张以实现全球化，在此拓展过程中形成“中心—边缘”的国际分工体系，即在开拓世界市场过程中，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还批判道：“不过，那些还在奴隶劳动或徭役劳动等较低级形式上从事生产的民族，一旦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而这个市场又使它们的产品的外销成为首要利益，那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暴行之上，再加上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

布罗代尔则从总体历史考察的维度对世界市场问题及世界的“中心—边缘”格局进行历史描述和概括。布罗代尔把世界分为三块“场地”，即一个狭小的中心，一些相当发达的次等地区，最后是广大的外围地带。他认为15世纪的威尼斯、17世纪的荷兰、18世纪和19世纪的英国以及今天的美国是经济世界的中心。他还认为：“早在欧洲人认识整个世界以前，即在中世纪乃至古代，世界已经分成几个有结构的、有中心的经济区域。也就是说，分成几个共存的‘经济世界’。”并且，经济世界的“中心依靠外围的供应，但外围又屈从中心的需求”。

较早正式地提出“中心—边缘”结构概念并加以阐述的学者是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他认为世界经济分为“大的工业中心”和“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料的外围”两部分，并指出：“在拉丁美洲，现实正在削弱陈旧的国际分工格局，……在这种格局下，落到拉丁美洲这个世界经济体系外围部分的专门任务是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他还进一步指出：“从历史上说，技术进步的传播一直是不平等的，这有助于使世界经济因为收入增长结果的不同而划分成中心和从事初级产品生产的外围。”

“中心—边缘”结构理论的建构和发展则要归功于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和加尔通（Johan Galtung）。沃勒斯坦运用“中心—边缘”理论来证明“西方中心论”的合理性；而加尔通则用这一理论来揭示和批判国际关系以及种族间的压迫现象。

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具有边界、结构、成员群体、合理规则和凝聚力的社会体系。”沃勒斯坦还认为世界经济体系结构中，中心、半边缘和边缘三个区域分担着不同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中心地带经济活动复杂、技术水平先进、资本积累水平最高，生产高附加值的工业品；半边缘地带则是“帝国的中间商”，缓和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冲突压力；而边缘地带则是生产初级产品和出口自然资源的地区。对于沃勒斯坦的“中心—边缘”理论，中国的许多学者都进行了解读、分析。

加尔通指出：“世界由中心国和边缘国组成，每一国家内部也都同时存在着中心和边缘。”并且，“中心—边缘”结构具有三个特点：“（1）中心国的中心与边缘国的中心之间存在‘利益之和谐’；（2）与中心国内部相比，边缘国内部存在更多的‘利益之不和’；（3）中心国的边缘与边缘国的边缘之间存在‘利益之不和’。”加尔通还描绘了“中心—边缘”结构网。具体而言，世界包含着多个中心国，每个中心国又通常被多个边缘国围绕着，这许多个“中心—边缘”结成了一个“中心—边缘”结构网。对于这个结构网，加尔通将其称为“封建互动结构”（feudal interaction structure）。

有学者指出，加尔通的“中心—边缘”结构理论忽略了“中心—边缘”结构中国家间的竞争与协作关系。在“中心—边缘”结构中存在着竞争—协作关系，而竞争—协作关系又受到“中心—边缘”结构的规范。中心国利用中心位置的优势和特权来巩固自身的中心位置，并把边缘国推向更加边缘的位置。对此，有学者认为，边缘脱离“中心—边缘”结构、边缘向中心跃迁、均质化社会都行不通，所以提出“去中心化”，即在中心与边缘的共同发展中逐步地使中心的相对优势减弱。有学者认为，“正是因为这个中心—边缘结构，不仅使人与人之间处于不平等的状态，也使国与国之间处在不平等的状态中，从而使人类的全部正义理想都无法得以实现。……一个祛除了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才可能是平等的世界，才能使人类关于社会正义的理想得到实现”。然而，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讨论“去中心化”问题，如何“去中心化”是个很难轻易解决的实践问题。另外，国内还有许多学者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对“中心—边缘”理论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进行了分析探讨。

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关于边境与边疆的研究更多地与边境安全、边疆安全以及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并且基于防范的视角来研究国家安全问题，具体而言就是要避免外来势力、外来文化等对国家的边疆安全的威胁。而关于“中心—边缘”结构的研究主要是从国际关系学、区域经济学等视角展开，讨论边缘地区如何提高自身在“中心—边缘”结构中的地位从而获得更大的利益和更高的地位。在此基础上，本书通过对中、老、缅三国交界地区哈尼/阿卡人的橡胶种植活动进行人类学分析，关注边境地区的橡胶种植活动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地区和谐稳定与国家安全等方面的作用，探讨边境地区跨境民族哈尼/阿卡人的历史文化、价值观、民族认同等在跨境橡胶种植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该实践活动对于维护边境地区安全与稳定和国家安全的意义等，从边境理解国家，从边缘审视中心。

橡胶树在该地区的跨国界移动是国家力量、市场经济、民族认同等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就涉及植物分布范围的拓展与权力、资本的关系及其理论问题。

西谚有云：“吃什么就是什么（You are what you eat）。”这句言语所表达的是：人们的等级、身份、地位、品质等通常与他们“吃什么”密切相关，人们“吃什么”以及“怎样吃”都与特定的社会性群体习惯、文化相关。蔗糖或糖这种为人们提供能量的食物的消费使我们获得了分化社会与经济阶层的权力，进而通过甘蔗种植的扩张获得更大的权力与更多的经济资本的例子就充分表明了这句话的含义，同时也表明了权力与资本的强力结合。

与甘蔗的生产过程类似，玉米这一源自美洲的植物杂种从最初偏安于世界一隅到最后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霸权的过程与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的进程紧密关联。玉米的全球扩张过程体现着帝国的野心与欲望，体现着殖民者的统治、奴役与权力，也体现着资本主义的剥削，同时也是奴隶、穷人、弱者等通过抗争获取自身权力与发展机会的武器。

糖与权力的关系以及玉米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都深刻地展现了资本、权力与经济作物（及其食物）之间的关系，为我们进行经济作物与社会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同时这两本书并未能深入讨论（指《甜与权力》和《玉米与资本主义》）玉米、甘蔗等作物对其种植者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给笔者后续研究留下了较大的空间。

何为资本？在日常生活中，“资本”一词通常用于表达个人所拥有的作为财富的资产。在经济学术语中，资本或者被直接理解为一种生产要素，或者被等同为金融资产，资本具有自我增殖的能力。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现为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雇佣关系。同时，“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只有在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商品”“货币”“生产资料”等这些“物”的形式才真正成为资本，资本才拥有“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但“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资本通过吮吸活劳动不断增强自身的力量，而资本这种所谓的自我增殖能力是建立对活劳动的统治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资本统治着人。这个过程无疑是一部充满着血和泪的历史，“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在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社会，资本及资本家也处于一种支配地位。“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同时还有马克思看到的“资本家口袋里装有支配别人的社会权力”。

英语中的“权力”（power）来自法语的pouvoir，后者源于拉丁语的potestas或potentia，意指能力，它们都是从拉丁语的动词potere即“能够”引申而来的。因此，在英语中“权力”一词的基本含义是“能力”。“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也是一种“获得未来任何明显利益的当前手段”，再是“有意努力的产物”，还是“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权”的概念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衡量审度，二是制约别人的能力。中国学者对“权力”的定义则主要是参照西方的权力定义，如“权力就是一个人影响他人的能力，这种影响使得他人做了在其他情况不可能做到的事”，又如“权力在本质上意味着具备做成某种事情或产生某种结果的能力”，再如“权力是主体基于对特定资源的支配而使相对人服从并使相对人的不服从丧失正当性的作用力”。本书更倾向于“权力”的最后一种定义，即“权力”是一种支配资源并使相对人服从这种支配以及通过支配获得经济利益、政治地位、社会身份等的能力。

“资本”与“权力”往往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正如前面论述的，资本是一种权力，同时权力也是一种资本（如：权力资本）。资本的增殖与权力的获得也可能在同一行动过程中产生，就如玉米伴随奴隶制发展获得霸权的过程以及甘蔗伴随殖民扩张拓展分布范围的过程既是资本增值的过程也是权力获得的过程。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认识到作物与使用的关系通常是建立在实用性基础上的，表达的是人与物的关系。进一步的，作为人使用的物（包括植物）同时还是人与人的关系的表达，因而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构中被作为身份建构的文化符号。无论是何种作物，最终都因与利益的相关性而能以资本的形式存在。正如甘蔗就是殖民者的具体资本形式，消费蔗糖就是获得权力、地位的方式之一；玉米的扩张也与资本主义的扩张息息相关。而本书将要讨论的罂粟因可以带来较大经济利益，也是一种资本形式，特别是推动罂粟种植扩张的殖民者拥有了罂粟就拥有了进一步推动殖民扩张与财富增值的资本，也拥有了殖民统治的权力。在现代社会中，橡胶是工业产品的原材料，也是资本的具体形式，拥有橡胶便拥有资本，也可能拥有权力。

从蔗糖的消费及其获得权力的过程中我们能理解“吃什么就是什么”。同时，我们或许也可以从甘蔗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以及玉米获得世界霸权的过程中提出“种植什么就是什么”。将要讨论的罂粟种植或许更容易使我们理解这句话。

源自西亚的罂粟，最初因其花美且药效好被作为名花和名贵药材使用，产量小且价格高，特别是由罂粟为原料做成的药被视为灵丹妙药，只有权贵们才有权、有能力享用。但是，在殖民主义及资本主义的扩展过程中，殖民者及资本家发现了从罂粟的蒴果上提取的汁液可加工成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品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于是利用资本、权力去拓展罂粟的种植及生产。曾经的“金三角”地区就是在西方列强在该地区进行殖民主义扩张后才成为臭名昭著的世界毒品的主要生产基地。无疑，罂粟在“金三角”地区的进入与扩张就是殖民统治、资本、权力等在该地区共同作用的结果。

罂粟在“金三角”地区的进入、扩张及其禁种过程也都与殖民扩张、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紧密关联。缅甸的罂粟早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就被殖民者带入缅甸以获得经济资本和权力，同样的，早在1893年开始的法国殖民统治时期，罂粟就被法国殖民者带入老挝北部。在殖民统治时期，殖民统治者、国外势力以及本国的各种势力和政权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等利益，利用自己的权力、资本去扩展罂粟的种植规模，他们“建立罂粟种植基地和鸦片收购站，并提供现代化运输工具参与贩运毒品，‘以毒养军，以军护毒’，通过贩毒来为其政权与势力提供强大资金支持”。也就是说，殖民者为了自己的殖民统治和经济利益而推行罂粟种植，而本国的政府和各种势力不但没有能力抵抗这种殖民统治，更是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也加入扩张罂粟种植规模的行列中。

在各种政权与势力的利益驱逐下，“金三角”地区成为世界最为主要的毒品生产基地。但羸弱的政府在丧失主权的年代里对罂粟种植规模的蔓延以及毒品的泛滥无能为力。以老挝为例，直到1975年成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后，老挝才开始尝试禁毒。如1976年4月，老挝在全国开展所谓“扑灭社会瘟疫运动”，严厉打击吸毒与贩毒人员，毒品生产与销售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1978年，老挝在联合国禁毒署的援助之下，制定了“毒品作物改植计划”；美国政府也向老挝提供禁毒经费，开展合作禁毒事宜；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老挝政府还多次派出军警，查封北部的海洛因加工厂。实际上，老挝政府的这些禁毒努力并没有取得较好的效果，老挝北部的罂粟种植面积不减反增，除了老挝政府自身的财力、人力等有限外，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愿意消灭这一能给国家和地方政府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作物。此外，罂粟种植者当时也更不情愿放弃罂粟，因为除了罂粟种植他们没有更好的经济来源，国家和政府暂时也不能为这些罂粟种植者提供更好的选择。

殖民势力、资本主义带来的毒品问题还是需要国际社会、国家政府、市场力量、资本、技术、人力等多种力量共同参与解决。“金三角”地区的毒品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泰国、老挝、缅甸等国家因毒品问题都受到了来自国际社会的极大压力，这些政府开始加大禁毒力度。如老挝琅南塔省在1994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就把橡胶、水稻、茶叶等作为替代罂粟的主要经济作物纳入“替代种植”项目计划中。还有，老挝政府于2000年制定了“消除罂粟的五年计划”，计划使鸦片产量逐年递减，具体是2001年117吨、2002年112吨到2003年105吨，并承诺到2005年全面禁种罂粟。同时，这些国家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在国际社会帮助下在罂粟种植区推行“替代种植”项目。中国在“替代种植”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云南省的企业、科研单位以及政府部门在老挝北部和缅甸开展了玉米、水稻、橡胶、蚕桑、甘蔗、茶叶、水果、蔬菜、蓖麻、养殖业等农经作物替代罂粟的种植及相关的替代产业，帮助罂粟种植区发展替代经济。截止到2007年，中国累计投资近7亿元人民币，完成替代罂粟种植面积6.8万公顷，“金三角”地区的罂粟种植面积从较高年份的9.2万公顷，下降到2007年的1.86万公顷，达到30年来的历史最低水平。仅2007年在缅、老北部实现新增“替代种植”面积就达4.3万公顷，其中缅北2.2万公顷、老挝北部2.1万公顷。主要种植有橡胶3.7万公顷、木薯0.12万公顷、甘蔗0.12万公顷和其他经济作物0.4万公顷。在“替代种植”取得喜人的成果的同时，部分负面因素也随之凸显，毒贩集团为暴利采取的不择手段以及局部地区罂粟种植面积的反弹等。还有，“替代种植”的发展存在缺乏产业发展总体规划、资金不足、政策不稳定、政治风险高等问题。另外，原来罂粟种植区的森林面积在锐减，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的降低，政府部门应该在“替代种植”过程中制定相应的政策保护森林和草场，保护生态系统。

目前许多关于“替代种植”的研究成果都是从政治学、经济学、生态环境学等学科视角出发，更多地关注老挝和缅甸禁毒工作的进程、政策以及“替代种植”的实施过程、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政策、经济、生态等问题。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罂粟的历史、发展及其正在实施的“替代种植”项目等都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资料和启示。但因学科视野及其理论诉求的不同，这些研究更多的是关注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等在“替代种植”中的角色和作用，很少关注跨境民族在“替代种植”中的作用，也很少关注曾经的罂粟种植者以及“替代种植”项目实施地区的民族群体及其社会本身。这正是我们人类学研究的旨趣，也是笔者研究的重点。

在老挝北部、缅甸第四特区等地为消除罂粟而实施的“替代种植”项目中，橡胶这一源自美洲的经济作物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近十几年来，橡胶逐渐替代了原本种植在山区的罂粟，橡胶种植成为该地区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凭借良好的地理区位优势、自然条件以及大量的土地资源，老挝北部和缅甸第四特区的橡胶种植业发展非常迅速，有着进一步规模化发展的趋势，有利于中老、中缅之间的合作种植。在合作种植中，老挝北部南塔省、丰沙里省，缅甸第四特区等地区都与云南省西双版纳这一中国第二大橡胶基地接壤，有着良好的发展橡胶种植业的条件，同样有着良好的橡胶跨国贸易优势，尤其是与西双版纳间有着良好的跨境贸易优势，可以得到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投入与支持。例如，老挝南塔省利用这些优势，从1994年就开始种植橡胶，尤其注重与中国云南省的合作种植。而中国云南橡胶公司在老挝进行跨境合作种植橡胶，面临着较好的机遇，同时也将面临巨大的挑战，他们必须面对这些困难与挑战，并且寻找一种橡胶种植的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方式。除了开展规模化的跨国合作种植外，老挝的个体橡胶发展也较为迅速，尤其是在中老边境地区的边民社会大力发展橡胶种植业，而这样的小农橡胶业发展同样具有经济可行性，但也将不可避免地对生态环境产生不良影响。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缅甸就已经在南部地区种植了橡胶，但橡胶种植面积和产量未有明显的增加，天然橡胶业发展缓慢。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在国际国内橡胶市场的强劲需求以及新科技的推动下，缅甸橡胶种植业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橡胶的种植面积在逐步扩大，已从南部传统植胶区孟邦和德林达依省，扩大到北部的克钦邦和东北部的掸邦等地区。然而，缅甸掸邦东部第四特区的橡胶种植过程并不是在缅甸联邦政府橡胶种植面积扩张过程中完成的，更主要是在“替代种植”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完成的。而第四特区的“特殊性”，使得关于第四特区的橡胶种植的研究成果较难见到。在实施“替代种植”过程中，除了橡胶企业外，中国的边境居民特别是当地的少数民族都积极参与到橡胶种植中，橡胶种植也逐渐成为少数民族的主要生产活动，橡胶经济将成为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

与老挝北部和缅甸第四特区相比较，西双版纳的橡胶种植业发展更早，所受到的关注与研究成果也更多，这些都对老挝北部和缅甸第四特区的橡胶种植业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西双版纳橡胶种植业更多地受到经济学、生态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关注。西双版纳橡胶种植的历史始于20世纪40年代，但大规模种植橡胶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建立国营橡胶农场开始的，经过50余年的发展，西双版纳已成为中国第二大橡胶基地，正在不断扩大规模的橡胶种植业对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并且，橡胶产业已成为西双版纳地区的主要产业之一，它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生产结构单一、生态环境破坏力大等问题，必须制定一些对策来应对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民营橡胶发展起来后显得更为突出，民营橡胶自身也存在更多的破坏环境、产量低、橡胶寿命短等问题。在橡胶种植所产生的影响中最受学术界关注的问题莫过于生态环境问题。西双版纳地区橡胶种植历史较长，凭借良好的地理条件和自然条件优势，橡胶种植业成为该地区的优势产业，获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橡胶种植与该地区生态环境变化有着紧密的关系，橡胶经济发展的同时生态效益降低了，应该努力协调解决以橡胶为主的热带种植业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关系的问题。面对橡胶种植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引发的生物多样性减少、环境退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剧变等问题，将传统生态知识，特别是世居民族的土地利用经验，运用于橡胶种植过程中对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是大有裨益的。

这些关于橡胶、橡胶经济及其问题的研究，更多的是从经济学、政治学、生态学等视角出发，特别是对于老挝北部和缅甸第四特区在“替代种植”过程中橡胶这一替代作物的引进、发展及对生态环境等的影响，但由于橡胶引入时间较短、发展规模较小等原因，橡胶对当地橡胶种植者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和关注，至少目前的研究成果还较少。

中、老、缅三国交界地区参与橡胶种植中的跨境民族的社会文化早已受到中国政治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关注。

云南省位于中国的西南边陲，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在云南省境内生活着16个跨境民族。所以，云南省境内的跨境民族较早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研究，其研究内容主要是历史渊源、文化特征及族群关系等。有些学者的研究更多的是介绍云南与东南亚国家跨境而居的16个跨境民族的基本情况与社会文化特征，而另一些学者则着力于勾勒这些跨境民族的分布格局及其历史成因，并且指出研究跨境民族应着眼于跨境民族的族源和迁徙问题，跨境民族的社会经济形态、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文化模式、宗教观念、价值体系和风俗习惯，根据实际制定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战略等问题。这些跨境民族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有着相同或相似的文化特征。所以，总体上这些边境地区的跨境民族能够和平跨境而居，和平相处。不仅跨境而居的民族有着相同的历史、相同的文化特征，而且通过对比中老两国民族的识别及名称，发现两国同一民族或族群的名称大部分能对应，也有部分民族在两国有着不同的族称。

在众多的跨境民族中，哈尼/阿卡人是分布较广、人口较多的民族群体之一。哈尼/阿卡人主要分布于中国云南省、越南、老挝、缅甸、泰国。哈尼族支系繁多、分布广，支系之间的文化特征差异较大。哈尼族的历史、文化、宗教、艺术等方面都受到了国内外学者较为深入的研究。

关于哈尼族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关于西双版纳哈尼族的研究成果相对于中国红河地区较少，并且主要集中于历史文化研究上。哈尼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有漫长的迁徙史，他们从青藏高原迁徙而来，经过今天的云南昆明、元江、墨江、普洱等地，来到西双版纳地区，大部分留在西双版纳地区，也有部分人继续南迁到达缅甸、老挝、泰国境内，他们为西双版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西双版纳哈尼族中流传下来的迁徙史诗完整地“记录”下了这条漫长的迁徙路线。在漫长的迁徙和发展过程中，哈尼族分化为不同的众多支系，其中西双版纳哈尼族属于阿卡（雅尼）支系，自称阿卡人，他们的文化特征与其他地区、其他支系的哈尼族有着很大的区别。西双版纳哈尼族信仰万物有灵的民间宗教，在生产生活中形成了众多的节日、祭祀、仪式、习惯以及相应的文化。

中国境外的阿卡人主要生活于缅甸掸邦、老挝北部以及泰国北部。生活在所谓的“金三角”地区的哈尼/阿卡人曾经因种植罂粟而受到关注。其中，受到关注较多的是泰国北部的阿卡人和缅甸东部的阿卡人，因为这些地区还是西方教会传教活动较多的地区。关于老挝的阿卡人的研究成果则相对较少。

中国学者关于老挝阿卡人的研究主要是介绍阿卡人的基本情况和文化概况之类的言说。老挝的阿卡人（他称“戈”）是老挝众多民族中的一个成员，被确认为“阿卡族”。可一些研究称老挝国内还是称阿卡人为“戈”，“阿卡”尚未被确认为唯一的族称。在老挝的民族组成中，称之为“戈”（Kor）、“西拉”（xida）、“哈尼”（hahyi）的三个民族，分别对应于中国哈尼族的不同支系，其中“戈”指的就是阿卡族或阿卡人，对应于中国哈尼族的“阿卡（雅尼）支系”，而“西拉”也与阿卡族非常相近，“哈尼”则对应于中国哈尼族的“哈尼支系”。阿卡人主要分布于老挝的琅南塔省、丰沙里省等北部地区，宗教信仰以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为主，同时也有许多祭祀、节日习俗。这些节日、祭祀习俗大部分都与他们的农业生产紧密相关，他们的土地归村社所有，村社成员有权开垦使用，他们没有占有土地的观念，他们是所谓的“不必占地的阿卡族”。

国外学者特别是欧美学者对于老挝阿卡人社会文化的研究成果中更多的也是介绍阿卡人的社会文化概况。老挝阿卡人主要分布在北部的琅南塔省、丰沙里省、乌都姆赛省和波乔省，其中以琅南塔省的勐新县和勐老县的阿卡人口数量最大、分布最集中。“阿卡”是一个山地民族，村社组织在村寨内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作为村寨祭司的“最玛”具有重要的功能和作用，他主持村寨的建寨仪式、建寨门仪式以及村寨性的祭祀仪式。“最玛”主持的建寨门的仪式以及他们实行的父子连名制都是他们信仰万物有灵、祖先崇拜的具体体现。老挝北部阿卡人的性观念特别是青春期较为开放的性行为因传播性病、艾滋病等给他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了很大的危机。但也有人认为，湄公河区域阿卡人的性行为及性关系在他们的民族文化再生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关于湄公河区域阿卡人的性行为及性关系在文化再生产中的作用的文章都将老挝北部、缅甸等地区的阿卡人的历史、分布、社会文化基本情况等作为背景材料进行了较为简单的介绍。

类似的，关于缅甸阿卡人的研究成果也主要是介绍基本概况和社会文化特征等。缅甸的阿卡人主要分布在掸邦景栋、大其力、第四特区等地区。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学者就对缅甸阿卡人的人口、语言、历史、文化等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后来，我国学者也到缅甸进行实地调查，指出：缅甸哈尼族自称和他称有“平头阿卡”“尖头阿卡”“依高”“高”“吾杂宴”等，“平头阿卡”和“尖头阿卡”是自称，“依高”和“高”是当地傣族对阿卡的他称，“吾杂宴”是当地佤族和拉祜族对阿卡的他称，同时简略介绍了缅甸阿卡人的族称、分布、语言、经济生活、文化习俗等。这与已有的民族史的观点有所区别，国内的部分学者认为“阿卡”是他称，即“缅甸的阿卡人被称为‘高族’或‘依高族’，自称‘阿卡’（显然是把他称当作自称）”。笔者认同“阿卡”是自称而非他称的观点。除了缅甸阿卡人的基本概况外，他们的社会、政治生活等方面也受到一些关注。如有外国学者指出，缅甸的阿卡人同中国、泰国、老挝等国的阿卡人一样，都能够在国家制度框架下利用自己的血缘关系、（村寨）联盟等维护社会的政治秩序。还有学者以民族志的方式讲述身处缅甸国家边缘的阿卡人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缺乏由民族国家提供的促进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平台，导致这些身处国家边缘的阿卡人的经济社会发展缓慢、滞后。

老挝和缅甸阿卡人的这些研究成果，由于受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以及写作的不同需要，学者们只是较为简单粗略地介绍了阿卡人的文化、习俗等，并没有系统研究阿卡人的社会文化。但是一些关于西双版纳哈尼族的研究成果可为我们了解老挝阿卡人社会文化提供非常有意义的帮助。因为，西双版纳地区的哈尼族，自称阿卡，与缅甸、老挝、泰国的阿卡人（族）在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基本相同，具有较强的民族认同。通过了解西双版纳哈尼族的社会、历史与文化，能够对缅甸和老挝北部的阿卡人社会及其历史文化有个初步认识与理解。

这些前人记录整理及研究成果中关于西双版纳哈尼族人的节日、祭祀、仪式、习惯等在如今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发生了剧烈变迁，尤其是橡胶种植区哈尼族社会中这种社会文化变迁更加剧烈、明显。同样的，前人介绍的关于老挝和缅甸阿卡人的社会及其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的今天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尤其是在禁种罂粟及“替代种植”项目的实施后，阿卡人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尽管社会文化变迁一直都在发生着，但是橡胶这一外来物种对于阿卡人社会的影响是颠覆性的，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引起了剧烈的社会文化变迁。这些都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并在其研究中取得了较多成果。

社会是流变的过程，不同时期和不同社会背景下，社会结构、社会关系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是渐变的，也可能在某一特定情境下是突变的。而引起社会变迁的缘由是多种多样的，并且往往呈现社会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般而言，社会内部因素，或者说内源性因素是社会变革或社会变迁的根本动力，但不置可否的是，社会外部力量的作用有时并不比内部因素的作用弱，有时甚至更激烈。

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传统文化的变迁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文化变迁的发生往往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最早在中国民族学界关于文化变迁的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主要是关注汉族社区的文化及其变迁。而关于少数民族文化及其文化变迁的早期研究成果主要有：台湾畲族文化的变迁，以及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的生计方式的改变及随之发生的社会文化变迁，还有瑶族从游耕到定居的整个变迁轨迹以及由此产生的生计方式、社会、文化的变迁等。但更多关于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的研究成果是在民族识别工作开始后形成的。

文化变迁是指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的任何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源于民族内部的发展，也可能源于同外界的交往。而文化总是与社会、经济、政治联系在一起，某一环节的变化会引起整个社会系统的变化。所以，文化变迁是非常复杂的、整体的、系统的课题，绝不能就某个原因、某个角度来确定其变迁的方式与结果。

文化变迁的原因和方式是多样性的，其中经济发展是引起社会文化变迁的原因之一。“经济都是嵌合于社会之中的”概念说明经济活动不再是纯粹的经济活动，经济活动往往与社会的各方面联系在一起。经济转型常常是引起社会、文化变迁的主要因素之一，并且是最具革命性的因素之一。经济转型通常是通过经济体制的变革、生产方式的改变而实现的，尤其是生产方式的改变对经济发展或经济变迁的影响更加普遍，要么是通过社会本身的资本积累发展经济，要么是通过外部力量（资本、技术等）的注入发展经济，而这些通常都会改变生计模式，从而实现经济发展。同时，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引起社会文化的变迁，包括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关系的变化以及文化的变迁。经济发展有时是通过生产方式的改变或者一个新物种的引入来实现的，同时这种经济发展的实现方式也是引起社会文化变迁的原因之一。如来自墨西哥的玉米——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获得霸权的植物杂种，在获得全球霸权、传播资本主义精神的同时也改变了世界玉米种植区的生计方式与生产结构，从而引起了社会文化变迁。而生计方式的转变，如经济作物种植业的转变过程，往往呈现不同时代的社会性质。也就是说，一个地方的生计方式的转变，会使其文化特质、社会结构都发生变化并且使这些与新作物相关的活动具有新的意义，因为作物、生计与文化之间具有共变的规则。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是，西双版纳哈尼族地区茶叶经济的发展，使得茶农社会获得了较好的经济发展，土地制度不断完善，但是近几年茶叶价格的大涨大落，使得茶农社会的社会关系较为紧张、经济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而茶农也利用自身的文化知识应对着这些变化。

关于中国西双版纳哈尼族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近几年关于橡胶种植引起的西双版纳哈尼族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成果，对于理解缅甸和老挝阿卡人社会文化变迁发挥借鉴作用。

目前，西双版纳地区发展成为中国第二大橡胶基地，许多少数民族都以橡胶种植为生，哈尼族就是其中之一。除了前面提到的橡胶种植对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等产生影响外，橡胶种植也改变了橡胶种植者哈尼族社会的生产方式，从而带来了社会变迁。例如，橡胶农场建立后，部分哈尼族被归入国营橡胶农场中，改变了他们原有的轮歇作业方式，固定下来种植橡胶，这对他们的社会组织、生计方式、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影响，而哈尼族人也在不断进行调适。橡胶种植之后，哈尼/阿卡人社会被卷入世界市场经济中，他们成为世界橡胶市场的原料供给者，他们的社会、经济都与世界市场紧密相关，尤其是他们的社会交往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以围绕橡胶经济而展开的经济交往，并且这些经济交往活动的范围、方式、内容、意义等都与原来的经济交往有很大的不同。西双版纳哈尼族人通过种植橡胶来改变贫困现状，不断扩展经济交往范围，为社会经济地更好发展寻求更多的途径，这些努力还影响到了周边国家缅甸和老挝的边民。

也就是说，橡胶这一新的经济作物目前不仅成为中国西双版纳哈尼族社会的主要经济作物，也开始进入老挝北部和缅甸第四特区，并且在老挝和缅甸的阿卡人社会发生效用、产生广泛影响。橡胶种植行为在诸如阿卡人村寨这样的橡胶种植地区引发了生产方式的改变，从而引起了社会文化变迁。橡胶这一来自美洲的作物迅速扩散到世界各个角落并给橡胶种植地区带来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的变化，从而引起经济学、民族学、生态学等领域的广泛关注。

但对于现在老挝和缅甸的阿卡人这样在“替代种植”中开始大力发展橡胶种植业的民族群体及其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成果非常少见，特别是禁毒行动和“替代种植”行动对阿卡人社会文化的影响很少受到关注。

近几年来，中、老、缅边境哈尼/阿卡人村寨通过引入新的生产要素——橡胶，以及新的技术——橡胶生产技术和管理知识，从而改变了传统的生计模式，并且获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社会发展进一步加速，这也是它的重要作用。然而，在获得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这一新的经济行为的注入，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是深刻的，它打破了传统的生计模式，改变了原有的生产结构，使生产关系更加复杂；与此同时，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变迁中的文化变迁是最为剧烈的，文化变迁本身具有的连锁反应，即文化的某一部分发生变迁会引起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文化的变迁，使得节日文化、饮食文化、婚姻文化以及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变化。中老两国边境地区的哈尼/阿卡人村寨跨国合作种植橡胶，看似横在两国中间的国界线被模糊了，国界线的功能也被削弱了，但实质上正是因为橡胶树这种固定资产的介入，家户和家户之间、村寨与村寨之间的土地界线越来越明晰，国家与国家（中老两国）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明晰，也就是土地产权明晰化。所以说，频繁的经济交往未必一定带来社会的整合，可能带来的是经济交往参与者之间利益的争夺、产权的纷争、民族认同的削弱与国家认同的增强等。如今中老两国哈尼/阿卡人之间的这种跨境合作种植活动越来越频繁，对哈尼/阿卡人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较好的作用，但他们的传统文化也面临着危险。

目前关于哈尼/阿卡人的橡胶种植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更多的是停留在分析社会文化变迁的现状及问题，较少深入分析哈尼/阿卡人如何应对新的社会文化变迁，如何在国家化进程中进行社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如何利用自身的社会文化特点制定新的生存策略以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更好的经济社会发展。

通过文献综述笔者发现：关于国家以及国家功能的研究更多的是从政治学、经济学等角度进行的研究。边境和边疆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而更多地受到国际关系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关注，以如何防范外来势力的威胁作为研究基点；“中心—边缘”结构则因产生了一些所谓的不公平、非正义等后果而受到国际关系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的批判，并提出了“去中心化”论题。作为“走出去”战略的具体活动“替代种植”项目的研究则较少关注作为实施者之一的跨境民族本身及其社会文化。对于跨境民族的跨境橡胶种植及其社会文化的研究尚未关注跨境民族群体的橡胶种植实践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作用。关于边境地区跨境民族的经济活动及其日常生活的研究也较少置于国家与边境的关系、国家与民族的关系、中心与边缘的关系等视野。这些都为本选题的研究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本书以“从边境理解国家——哈尼/阿卡人橡胶种植的人类学研究”为题，通过对中、老、缅三国交界地区哈尼/阿卡人的橡胶种植活动及其日常生活进行人类学分析，探讨边境与国家以及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进而理解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