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社会年学会    社会分层与流动：迈向共同富裕社会

    7月8日至9日，中国社会学会2023学术年会“社会分层与流动论坛：迈向共同富裕社会”在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顺利召开。本届论坛由中国社会学会社会分层与流动专业委员会和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主办，论坛召集人为洪岩璧教授、王宁教授。

    本论坛分为七个单元，包括主观阶层与地位认同、职业获得与社会流动、社会差异与公平、教育分层与阶层结构、数字技术与社会分层、财富分层与社会福利、婚姻·生育·家庭与分层。

会议现场照片

第一单元“主观阶层与地位认同”

     “主观阶层与地位认同”单元一共有五篇论文进行发言与交流，因社会分层与流动专委会主任委员李春玲研究员抱恙不能参会，由东南大学社会学系洪岩璧教授主持，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方长春教授和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叶华副教授评议。

    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徐延辉教授和博士研究生赖东鹏以现代化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的互动关系为依据，探讨了中国民众教养观念的阶层差异及市场化情境的影响效应。从现代化理论出发，揭示省份层次的市场化水平和以高教育为代表的优势阶层地位对民主型教养观念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专断型教养观念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提出中国民众的教养观念是现代化力量、传统文化和国家发展政策相互形构的互动结果，体现了现代与传统相互融合的综合特征，反映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面向。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范晓光副教授发现社会地位是评估不平等程度的基础变量。范晓光通过对2008-2021年多期“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GSS）数据的分析，提出主观社会地位相似者在客观地位和社会态度上更可能呈现出同质化，并且该效应与市场机遇相关度高的社会态度更为凸显，这是与转型社会的系列基础性制度变迁密不可分。最后，范老师通过比较主客观地位的测量偏误和统计偏误，还讨论了主观社会地位在数字时代也发展为基础解释变量的可能与局限。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讲师黄超老师发现流动感知是民众对自身社会地位变动的主观感受，是社会心态的重要形塑力量。阐述了流动感知的形成机制，然后基于2010~2021年多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剖析了城乡居民流动感知的结构特征并检验了其对地位认同的影响。黄超教授提出积极的流动感知有助于提升地位认同，并且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地位认同的城乡差异和世代差异。并将城乡居民的流动感知嵌入于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中加以理解，揭示了社会变迁如何通过流动感知影响心态秩序，为提升民众的地位获得感提供了一定参考和启示。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后张帆和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郭小弦发现工作稳定程度的下降是近几十年全球劳动力市场结构最显著的变化之一。通过分析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考察了个体的工作稳定性与主观阶层认同和偏差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随着工作稳定性的上升，个体的主观阶层地位与客观阶层地位之间的偏差会越小。两位老师认为作为重要工作特征的工作稳定性程度也是个体阶层地位认同及其偏差的重要来源。

    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硕士研究生孙静含、李升教授和朱赫认为已有阶层研究提出的的微观层次上的客观阶层因素、中观层次上的熟人群体因素和宏观层次上的社会文化因素在解释主观阶层认同形成时存在局限性，与之相对，以往较少被用于解释主观阶层的参照群体理论和相对剥夺理论有更高的解释力认为以上述两种理论为基础建构的“混合参照理论”，对主观阶层认同形成过程的解释更为明确。“混合参照理论”重在包括五种不同的参照操作：纵向和群体内的相对剥夺感、群体内的相对获得感、支配获得感、支配剥夺感和熟人效应。通过这五种参照操作以及对参照对象进行不断参照，个体最终形成自己的主观阶层认同。

点评部分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方长春教授点评了前三位发言人的论文，肯定其论文中的优点和价值所在，从选题说具有重要的现实与理论依据，同时学术视野宽广，但仍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诸如在实证结果的探讨和过程规范性方面均提出不同建议。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叶华副教授则对后两篇论文进行了评议，同样指出了自此单元论文中的值得肯定的地方和有待商榷的点，予以肯定的同时也强调了在学术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数据、研究方法的严谨性和重要性。

第二单元“职业获得与社会流动”

     “职业获得与社会流动”单元一共有五篇论文进行发言与交流，由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张海东主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朱斌和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李晓光评议。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陈雨蒙和李骏利用WV（1995-2018）和CGSS（2005-2015）数据，分析了中国工作价值观的时期变迁和世代差异，并发现中国人的工作中心性在时期与世代上分别展现出不同的工作价值取向，认为工作价值观的变动深受社会变迁的影响，其中经济发展、消费增长和收入不平等部分解释了工作价值观在时期和世代层面的变动。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韦嘉嘉认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体制内部门规模逐渐趋于平稳，这对劳动力市场的人力资本回报具有重要影响。并在这一背景下重新评估近十年来我国体制内外的收入差异及其工资决定因素，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本文证实了存在部门间的非随机就业选择，且这种选择效应主要体现在体制内部门。第二，部门间人力资本决定模式具有不同的特征。在体制外，教育和工作经验具有显著的正向提升作用，而在体制内，工作经验的回报并不明显，且教育呈现出显著的负向选择特征。第三，平均处理效应的估计结果表明，体制内部门存在显著的工资惩罚，且这一惩罚趋势呈现出扩大趋势。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陈彦冰在比较社会学视角下分析了两国科学职业获得的结构基础，并提出，职业供给规模最大化维持科学职业获得的阶层差异，国家制度环境重塑家庭背景在科学职业获得中的地位，技能筛选模式边界化科学职业门槛中的文凭效应。实证分析发现，美国科学职业获得的阶层差异较小，但在自由主义技能筛选模式下，科学职业获得的阶层差异趋于上升；中国科学职业迅速扩张，科学职业获得的阶层差异波动下降，绩优主义推动个体自致因素在科学职业获得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日本早稻田大学博士研究生李谡焓使用1955-2015年共计7回SSM调查数据以及2006年与2018年的CGSS调查数据进行了中日比较分析，得出了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农民家庭出身者的非农职业流动存在差异的结果。由于中日社会的发展阶段不同，她的研究针对中日发展阶段相似的同期群进行流动性指标进行计算的结果，中日农民层出身者的流动性趋势具有相似性。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薛远康借鉴收入分配机会不平等研究相关做法，通过提取努力残差和构建相对分位，得到排除环境影响的“净努力”变量，发现净努力对职业地位获得贡献度仅约30%，显著低于教育的52%，说明以教育作为自致因素可能会高估社会流动性。并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努力在男性样本、城镇样本和年轻群体对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效应更大。

点评部分

    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李晓光副教授建议陈雨蒙的文章可以增加理论部分的探讨，因为目前三个机制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同时建议韦嘉嘉可以考虑将母亲受教育程度或是市场化程度作为工具变量，最后建议陈彦冰可增加理论内容，考虑职业结构整体差异。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朱斌副教授建议李谡焓将问题更加明确、聚焦，建议薛远康可以在方法层面考虑代际影响。

第三单元“社会差异与公平”

    “社会差异与公平”单元一共有五篇论文进行发言与交流，由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顺主持，同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甫勤和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魏万青评议。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方博野基于生命历程理论和个人——环境匹配理论，通过多层次混合效应模型考察了社区环境、高温天气和童年劣势经历对老年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童年劣势和高温天气会严重危害老年健康，但童年劣势可以缓解高温天气的不利影响，存在负向选择效应。同时社区环境不仅对老年健康具有积极的保护作用，还会有效的缓解童年劣势和高温天气对老年健康的不利影响。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王紫璇和田丰副教授探究个体生命历程中生活方式和健康水平积累轨迹。研究发现，积累效应在不同时期的效应并不相同，个体早期生活方式对其健康水平的长期积累起到关键作用，而非已有研究认为的斜率一致。同时，不同职业群体的积累模式存在差异，从事白领职业和服务业的人不良生活方式对健康轨迹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早期效应，而从事蓝领职业的人则表现为长期积累效应。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刘帅及其合作者根据教育、住房和户口来构建分配公平感的解释框架。研究结果发现，只有不同地位秩序一致时，社会位置能够解释分配公平感的差异；地位排序存在差异时，其分配公平感相对较低。因此，社会结构决定论并非完全缺乏解释力，并不能简单的否定其合理性，而是需要进一步厘清该理论成立的条件和情境。

    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杨城晨老师和上海大学张海东教授将社会流动纳入到结构地位和相对剥夺视角的共同视角中，基于2019年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运用似不相关模型研究了社会流动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地域流动、职业流动、阶层流动和跨体制流动对于居民公平感的形成具有不同效应，而新社会阶层和体制内人员在社会公平感状况和形成上的也具有较大的差异性。

    重庆工商大学讲师袁博和上海大学张海东教授聚焦劳动力市场结构的静态与流动不平等议题，基于2019年中国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使用潜类别分析模型与对数线性模型，本文验证了特大城市劳动力市场双重二元分割的理论与经验适用性，对分割后的各子劳动力市场进行了基于市场地位的排序，并检验了不同子劳动力市场在职者职业流动的市场粘性效应、单向体制壁垒效应、单向市场壁垒效应。

点评部分

    同济大学社会学系王甫勤教授认为方博野的文章框架中的概念过多，可聚焦、压缩内容；建议王紫璇可根据假设与生活方式的关系去适量调整假设；建议刘帅及其合作者对研究问题有所侧重，对社会结构位置与相对剥夺作出取舍。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魏万青教授建议杨城晨增加机制性的解释，并且尽量避免从文献到假设跳跃性过大的问题；建议袁博最好将标题中的中国改为特大城市，因为城乡差异的确很大。最后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的张顺教授表示，中国的共同富裕愿景大有可为，并对本单元的发言人、评议人表示了感谢。

第四单元“教育分层与阶层结构”

    “教育分层与阶层结构”单元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陈光金主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谢桂华和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讲师黄超评议，五位代表对研究发现进行了发言与交流。

    云南大学社会学系郭茂灿副教授和研究生张语宸利用因素调查试验，深入考察中国农民的教育期望形成机制，特别是什么因素影响他们眼中一个孩子初中毕业后去打工或是考上大学的可能性。结果显示，在情境条件设置中，家庭背景、教养方式和学习成绩都是显著影响农民教育期望，学习成绩的因果效应最大。

    江南大学教育学院屈廖健副教授和研究生经超楠考察家庭背景、个体努力对本科生读研机会获得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在读研机会获得层级上，父母学历、职业层级对总体读研机会获得的先赋效应依然显著，本科生学业成绩、党员身份对其获得高声望院校读研机会的自致效应尤为凸显；在读研机会获得方式上，家庭背景对本科生出国读研的正向影响较之国内读研更强，个体学术努力对本科生保研的积极作用较之考研更大。

    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刘浩副教授探讨了我国社区环境对高中入学机会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在高中入学上存在邻里效应，在控制家庭及学校背景之后，相较劣势社区（低SES社区），优势社区（高SES社区）中的青少年升入高中的机会更大。邻里效应的作用机制主要表现为文化机制，即优势社区通过较高的教育期望和贤能主义倾向，提高了青少年的高中入学机会。

    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博士研究生茅云云分析了中国学生成长思维（vs 固定思维）与学业成绩的阶层、城乡差异。结果发现，成长思维对学业成绩的主效应为负，但阶层、城乡变量显著调节成长思维与学业成绩的关系，即低阶层或乡镇学生更多受益于成长思维，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改变的再生产”；而高阶层或城市学生更多受益于固定思维，是维持现状的“守成的再生产”。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李雅婧、姚泽麟副教授和东南大学社会学系洪岩璧教授关注了借由人文社科类自主招生体制完成底层文化资本变现的底层学生，在借助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剖析文理“自主招生”场域结构和行动逻辑的差异后，得出如下结论：其一，中国自主招生体制的学科运作逻辑存在明显差异，人文社科类会比理工类自主招生更有利于底层出身的学生向上流动；其二，“优势阶层文化资本更容易在文科专业中发挥作用”的传统结论之所以失效，是因为自主招生制度实施于中国快速转型发展的特殊时期，与其密切相关的部分场域难免布迪厄所言的“迟滞效应”，陷入场域与惯习相互脱节的特殊状态之中。

点评部分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谢桂华副教授建议郭茂灿考虑基于虚拟或实际场景判断之间的差异，并对汉族等属性的选择进行进一步的说明；建议屈廖健考虑到数据的层层递进，要想办法避免样本选择所导致的分析偏差；建议刘浩将研究假设与视角相对应，并将普高和职高分开进行比较，引入教育分流概念。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黄超老师建议茅云云观察该研究与已有研究的矛盾，考虑是否可能混淆了思维模式与努力程度；建议李雅婧可以适量引用定量思维，可以与场域研究进一步对话。

第五单元“数字技术与社会分层”

    “数字技术与社会分层”单元，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研究员李骏主持，共有五位代表进行了发言与交流，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月云和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讲师叶茂鑫进行评议。

    西安交通大学张顺教授和研究生吕风光、高姝蕊发现随着数字化社会转型，人工智能引发生产力变革，对劳动者产生替代风险，并影响社会心态。从风险社会理论出发，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表明职业人工智能替代风险降低劳动者主观阶层认同，风险具有分层功能。并分别讨论了家庭和社区来表明风险具有弥散性特征。从风险角度补充了以往以财富逻辑占主导的阶层地位形成机制，以及揭示了社会网络在风险弥散中的推动作用。

    华中农业大学田北海教授和博士研究生马艳茹发现较之未使用互联网的农民，使用互联网的农民主观阶层认同显著更高。互联网使用通过家庭人均收入增加效应、自我效能感提升效应增进农民主观阶层认同。分样本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中年农民、老年农民的主观阶层认同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对青年农民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互联网使用对男性农民和女性农民的主观阶层认同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男性农民的影响更高。分使用内容研究发现，善于利用互联网进行“资本提升型”活动的农民更能从互联网使用中提升主观阶层认同。

    南京大学许琪副教授发现在数字时代，互联网在老年人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日益广泛，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也变得日益复杂。分析了老年人在互联网接入和使用两个层面的阶层鸿沟及其对健康不平等的影响。认为两道阶层鸿沟对健康不平等有不同的影响机制。“接入沟”的影响表现为中介效应， “使用沟”的影响表现为调节效应。当前因“接入沟”导致的中介效应大于因“使用沟”导致的调节效应，但两道阶层鸿沟对健康不平等的影响均不容忽视。未来需要同时弥合互联网“接入沟”和“使用沟”，使不同阶层的老年人共享数字社会发展的成果。

    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任围、李玉磊和朱晓文教授探讨我国居民银色数字鸿沟的演变趋势及阶层异质性，并着重检验这些演变趋势是否因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特征而异。认为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的接入鸿沟有所扩大，而使用沟则呈现了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平均而言，城镇地区的银色接入沟比农村地区更严峻，但农村地区的银色使用沟更严峻，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中银色接入沟和使用沟都比高教育群体中严峻；银色数字鸿沟的演变趋势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最明显的差异源自教育阶层，无论是接入沟还是使用沟，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居民中，银色数字鸿沟不断被弥合；在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居民中，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的鸿沟不断加剧。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王金水详细地分析了当代中国居民互联网使用变化的轨迹及其对地位获得的影响。认为互联网使用的变化轨迹具有数字资本和数字机遇的双重意涵，能够较早地接入并持续稳定地使用互联网的群体意味着具有较高的数字资本水平，并且也更容易把握数字机遇，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以及职业地位；而后期逐渐接入与持续未接入或低度使用的群体，则在数字资本积累上相对有限，并因为较晚地接入互联网可能错过了相应的数字机遇，从而对收入和地位获得均没有显著影响。

点评部分

     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学系张月云教授指出了自此单元论文中的值得肯定的地方和有待商榷的点，予以肯定的同时也强调了在学术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数据、研究方法的严谨性和重要性。东南大学社会学系叶茂鑫老师指出了此次单元论文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如在概念的具体界定、理论的应用方面，还有在调节变量、因变量和自变量的测量方面是否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合理性所在，也肯定了论文方面的优点以及价值性所在。

第六单元“财富分层与社会福利”

    “财富分层与社会福利”单元由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王宁主持，共有五位发言人对其论文进行分享交流和讨论，由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讲师黄国英和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程诚进行评议。

    浙江工业大学公管学院陈忱副教授、祝建华教授和研究生平玉丽提出共同富裕是古今中外人民的美好向往。共同富裕愿景是民众对共同富裕的想象，其与共同富裕的理论表达、实践探索的协调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国际社会调查项目，剖析四种典型发展模式共同富裕愿景的差异，而中国民众较为接近东亚模式。发现中国民众的共同富裕愿景受感知不平等的影响较小，“提低”的诉求更高。有助于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特点与诉求，为完善共同富裕话语体系与政策执行提供依据。

    中国农业大学臧雷振教授和研究生徐榕从个体跨制度转移经历出发，聚焦“农转非”群体福利需求认知形成的“过程性机制”。他们发现政策性农转非、选择性农转非群体政府福利需求认知显著低于城市原住民，生命历程中农村生活经历的“积累”使“农转非”群体更倾向自身承担福利责任，而跨制度转移这一“生命事件”引致的自我效能感和社会预期提升也抑制，多元外部信息获取则强化群体观念的维系。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府更需考量客观福利水平，扎实推进福利保障建设，同时培育民众对福利的科学认知与有效表达。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李玉婷和方长春教授采用金融化的视角，分析信贷因素对住房财富分化的影响作用。基于CFPS追踪数据的分析发现，随着住房市场金融化程度加深，家庭的金融信贷行为对住房财富的增长有着显著影响，而未使用金融信贷的家庭则处于住房财富积累的相对劣势地位。意味着，在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对住房及与之相关的信贷政策进行调整有着必要性和紧迫性。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赵青矣、史海钧观察了不同类型精英在疫情中收入变动的情况，认为在疫情中，体制精英收入受损的程度小于其他群体，而市场精英收入的受损程度甚至高于非精英群体；且在经济外向性程度越高的地区，市场精英收入受损越严重。上述效应在家庭内部存在累进效应，夫妻双方均为体制精英会带来更强的收入安全性，反之亦然。除此之外，尽管市场精英总体上受损严重，但他们相较于其他群体也更可能在疫情中经历收入的改善。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滕玉洁将过度教育者与其在职业内部的相对收入位置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她发现家庭背景对青年的教育匹配状况有显著影响，出身弱势阶层的劳动者更容易成为过度教育者，并且成为过度教育者的风险随着出生世代呈现上升趋势。家庭背景对过度教育者在职业内的收入分层有显著影响，弱势阶层的过度教育者比优势阶层更难获得相对高收入，并且获得高收入的可能性随着出生世代呈现下降趋势。研究的结论揭示了弱势阶层劳动者的就业困境和阶层间不平等的维续，阐明了劳动者的教育与职业的匹配过程作为一种社会分层机制的微观肌理和宏观脉络。

点评部分

     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黄国英老师对此次汇报中的论文进行了详细点评，一方面指出了汇报论文中的不足之处，如在理论的应用和实证研究方面的不足，并对给定论文中给出假设的理论依据的合理性提出一些补充说明，并指出了在模型使用方面有待商榷的地方，另一方面也褒奖了论文研究的价值性和优势所在。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程诚副教授老师肯定了论文的优点与价值所在，从选题到学术视野以及实证过程方面予以了肯定，并指出了文章中有待商榷的地方所在，同时也表达了论文中一些困惑点所在，如模型的使用方面、样本的比较上。

第七单元“婚姻、生育、家庭与分层”

    “婚姻、生育、家庭与分层”单元由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吴愈晓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长聘副教授张春泥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梁海祥评议，有五位代表进行了发言与交流。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董浩助理教授从城乡融合发展视角出发，系统比较 1960 年以来基于夫妻城乡户口划分的四类婚姻的地位匹配模式和趋势。通过运用 rank-rank 相关系数和反事实 “交换指数”等前沿方法，整合分析 2003-2018 年间“中国社会调查”和“中国家庭动态调查”等全国代表性数据所包含的 81756 对夫妻样本，发现我国婚姻匹配模式长期存在明显城乡差异，双方城镇户口夫妻的教育地位同质性程度远高于一方或双方农村户口夫妻，而高等教育人群的婚配行为是塑造该城乡差异的重要原因。跨城乡户口通婚夫妻在改革开放以来呈现非对称的户口-地位交换模式，长期面临双方相对优势无法互补的困境。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吴菲副教授考察了童年时期父母缺位经历对于代际社会流动的形塑作用，使用了”秩-秩相关”的方法，将CFPS2010成人数据与基于1982-2015人口普查数据计算的分世代职业/教育百分位秩匹配，检验了亲代和子代的相对社会地位排序的相关性在不同类型的家庭结构中的差异。研究发现对于中国城乡居民而言，相较于父母均同住的完整家庭，童年父母缺位家庭中的代际社会地位相关性更高，流动性更低。这种模式对于父母在4-12岁离开、父母均离开以及父母离开1年及以下的情况更加显著。进一步的分析显示，这种父母缺位家庭中更低的流动率主要来自于高社会地位家庭更可能维持其较高地位。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王鹏通过分析2010年至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五期数据，发现个体所处的阶层和其生育意愿之间存在“对勾型”相关关系，即：农民阶层的期望子女数最多，体力劳动者阶层的期望子女数最少，而处于中上位置的一般非体力阶层和管理/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期望子女数则处于中间位置。从总样本看，个体的出身阶层和当下阶层在形塑生育意愿方面的作用非常接近，表明社会化过程和文化适应过程同时存在影响。分性别研究进一步表明，女性更有可能遵循当下阶层的生育规范，而男性更难改变从出身阶层习得的生育规范。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丛金洲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三期数据，以孙代早期认知能力为结果指标，检验了中国社会情境下婚姻代际地位交换对多代教育传递的解释。研究发现，无论父系还是母系，父代的婚姻交换存在祖代与父代配偶的代际地位交换，进而传递了祖代教育成就对孙代认知能力的影响。另外，男性在婚姻交换中的代际地位交换程度要大于女性，由此在教育传递上带来的父系祖代间接效应也要大于母系祖代间接效应，婚姻代际地位交换对维系父系社会再生产更为有利。在教育获得视角下扩展了多代传递的马尔可夫链过程，而经典的单系模式可视为多代不平等传递的约束线，其他或直接或间接的祖代影响路径值得继续探究。

点评部分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梁海祥老师认为《城乡融合视角下的婚姻匹配模式差异与长期趋势：1960-2018》与《婚姻代际地位交换与多代教育传递》两篇文章都关注到婚姻匹配、流动与教育。第一篇文章使用了相对地位、可比性、相对排位、交换指数等新方法，关注到了中国城乡、城城的跨户籍婚姻，十分有趣。在教育地位匹配模式下，谁亏了谁赚了？提出两点思考：（1）20-75岁的样本选择的原因是什么？后半段的样本可能受到生命周期的影响，留下的更多是高社会地位的人群;(2)城乡融合还说户籍制度在婚姻匹配中作用减弱了？区域间户籍“含金量”的差别以及户籍难度高的区域与其他区域的差异可进一步作出解释。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春泥副教授认为干一卿等的《转型中国的阶层、代际流动与生育意愿》与张海峰等的《贫富差距、 共同富裕与家庭生育决策: 基于新阶层流动的视角》均是在社会分层结构、生育行为的变迁;阶层流动与生有探讨不充分研究背景下，采用了相同的数据来源:CGSS、生育意愿(因变量一样)，具有很强的对比性。从阶层与生育意愿的U型关系(稳健)来看，干一卿等是经典的社会分层(职业地位):代际和性别的视角；张海峰等是更关注经济上的分层(收入);微观上U型关系→宏观上贫富差距与生育率的正相关。从阶层流动与生育意愿的关系来看，干一卿等的代际流动的起点和终点:男性起点更重要，女性终点更重要；张海峰等的代内流动距离:代内流动高，生育意愿高；从解释U型关系来看，干一卿等的强调社会化(代际生育观念的继承)和观念变迁；张海峰等的强调经济资源。最后，从更长期的关系来看，U型是否是一种过渡阶段?第二次人口转变模式向弱势模式过渡的进程，农民后代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结果。生育意愿的复杂性(结论应更谨慎)，不等同于生育决策、生育行为，受婚姻行为影响(不婚率、婚姻匹配)。张春泥认为吴菲的文章需要关注下述三个问题：（1）亲子分离原因的多样化与变迁；（2）有过亲子分离的家庭代际相关性更高、流动性更低？（3）为何亲子分离小于半年的负面影响非常大且显著？

    本届年会“社会分层与流动论坛：迈向共同富裕社会”召集人东南大学社会学系洪岩璧教授从论文征稿、论文筛选、举办方式和准备过程等方面对论坛的筹备过程进行了简要介绍。本次论坛共收到来自于海内外48 个学术机构的83篇论文投稿。考虑到要给予充足的报告时间和评论时间，最终确定7个专题，35篇文章。评议人犀利且具有建设性的评论意见延续了社会分层论坛的优良传统。复旦大学李煜老师建议研究者要关注故事性，不仅仅是算数，更要讲一个漂亮的故事。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吴愈晓老师对2023年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的冬季论坛进行了介绍，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社会分层与流动专委会，推动学术共同体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