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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方法论的中国视角 收藏
简 介:本书分为四篇,每篇三章,第一篇“”他者声音与’做’人类学”分别探讨了人类学方法论中的“文史哲”传统、交互主体性阐释、实践与民族志研究方法三个主题;第二篇“经验主体与理论自觉”分析了中国乡村研究、家文化、参与式理论三个主题;第三篇“理解中国类型与层次”从个案研究层面对人类学方法进行了系统论述;第四篇“人类学与民族学交叠”则从人类学与民族学交叉的视角,对中国人类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每章都结合国内外学界人类学已有研究成果进行理论分析和学术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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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人:转型乡村中的人生、欲望与社会心态 收藏
简 介:《双面人》写的乡村人生史故事是一个村庄的总体历史(并超出了村庄边界而涉及乡镇)。它从1949年一直到21世纪,跨度有六十多年,涉及各种人物,关注社会、政治、经济、宗族、宗教等全方位的问题。这一切,都使得这种“村庄史”尤其难写。而作者所做的,是借鉴太史公写《史记》的办法,以人物传记的方式来描述乡村的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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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人:转型乡村中的人生、欲望与社会心态 收藏
简 介:《双面人》写的乡村人生史故事是一个村庄的总体历史(并超出了村庄边界而涉及乡镇)。它从1949年一直到21世纪,跨度有六十多年,涉及各种人物,关注社会、政治、经济、宗族、宗教等全方位的问题。这一切,都使得这种“村庄史”尤其难写。而作者所做的,是借鉴太史公写《史记》的办法,以人物传记的方式来描述乡村的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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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之变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基于本书第一至七章的经验叙述,在第八至十一章中,我们以经验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转型乡村中的农民在农工经济、善恶政治、社会分合及信仰有无等方面遇到的矛盾、悖论和左右为难的格局,进行了一番透视。在第十三章中,我们再进一步从社会与文化反思相结合的角度,对其在人与物、人与人、人与心、人与国、人与史、人与命等关系上呈现出的矛盾心态,略做了梳理。接下来,我们似乎可以且有必要对转型乡村中农民在“天人之际”诸关系上的两面性,参照第十二章中所述各种生活“哲学”视野,对其人生、欲望和社会心态做了一个简要的小结。 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转型时代农民与外物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动”的过程。在经济上,乡村从自给自足开始成为外界更为宏观经济循环的一部分,农民不再被栓在土地上,农户变成“半农”“半工”状态。这种“两栖”式的生活使得农民对于村庄社区的依赖开始降低,但除极少数人外,他们又不可能彻底摆脱土地生存。在“两栖”流动的过程中,又或者即使不进城打工,农民也已成为现代媒体无时无刻地灌输“消费经济”意识的对象。小农“消遣经济”日益消失,既是农工混合经济和现代媒体“教育”的结果,反过来又是促使农民进一步面向“消费经济”,安排人生和日常生活的原因。较之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农工混合经济带来了农民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但“消遣经济”向“消费经济”的转型,使农民对于物质财富的欲望增长速度,比收入增长的速度更快。物质欲望与收入间的张力体现在社会分层上,即社会分层标准日益趋向单一,财富成为主导性的标准。然而,对于大多数农民家庭而言,能够实现完全脱离土地和农业者,仍然寥寥无几。因此,不管主观心态如何,在客观上绝大多数农民都不得不面对的基本格局是:其一,物质财富成为判断人生成败的重要标准;其二,收入增长速度远不及欲望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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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之际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对如何处理人与物的关系,乡土社会中的农民有一套自己的道理。从程村人的人生史来看,这套道理虽然远没有达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圣人”标准,却大致可用“知足常乐”或“天人相协调”概括之。有了“天人相协调”的世界观,有了“知足常乐”的心态,即顺理成章地主张尽可能地适应自然本身的规律,对之加以利用,以满足人的需要。这固然有其客观原因,譬如利用大自然的科学技术手段不足,但也有主观原因,即主动调整自己的欲望,以适应大自然能提供的可用之物。 这套对待物的道理,在土地利用过程中有着鲜明的表现。程村农民并非没有得到更高产出的欲望,依照传统却秉持一种观点,土地与女人一样,只有得到一定的养护,才能有更好的产出,而不能无限制地榨取。在土地可持续地依照自身规律得以养护、提供产出,与农民提高产出的欲望之间,毫无疑问有矛盾。为了尽可能地化解这一矛盾,农民做出的文化选择是勤俭,即一方面抑制欲望,另一方面投入更多的劳动力,以尽可能地在不破坏土地自然循环能力的前提下,满足自己的欲望。这种经济,在现代经济分类中属于小农经济。这种文化,也被现代人认作为小农文化。或许不无争论,但也并非全无道理,正是因为有了“天人相协调”的世界观和“知足常乐”的心态,那些破坏自然自身循环原理的科技即难以成为人们追求的重要对象。如果不顾土地自身循环的规律,拼命榨取,一是可能遭来自然惩罚,未必能得到好生活,二是从道德上被认为“心术”不正,有违人们待物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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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哲学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在结束一项关于转型乡村道德、权力与社会结构的实地调查和初步研究后,笔者发现隐蔽在其后的人生、欲望与社会心态对农民日常生活而言同样很重要,但立足于田野调查的研究似乎还有所不足。通常,探讨此类问题的主要是哲学与社会心理学研究。毋庸置疑,此类研究路数下的洞见极多。不过,从总体上来说,这类探讨较为抽象,或是从人与动物相对的角度研究人文主体性(梁漱溟,2006c:523~762;钱穆,2009;牟宗三,2010),或是将所有中国人与潜在的外国人相对,将之浓缩成一个集合的“中国人”概念并探讨其社会心理特征(杨国枢,2006a、b;黄光国,2004、2005、2006;翟学伟,2001、2005)。这当然有其理论抽象上的理由。由此,必须申明,笔者无意否定此类探讨。只是在乡村社会的田野工作中,当我们去追踪、阅读农民的人生、欲望与社会心态时,尽管所有的人生经验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人与人在社会结合中互动出来的,却总会比较具体。这种具体的、带有微观情境的人生,尽管在某些方面可能不具备抽象哲学、社会心理上的普遍性,但毕竟距离农民日常生活的真实状态更近。对于要理解乡村社会常态经验的研究而言,它们无疑与从哲学抽象、社会心理角度进行研究,有着至少同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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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有无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在很多人看来,农民或多或少都迷信。顾名思义,“迷信”即源于无知而盲目相信,现代科学知识能克服它。现实悖论却在于,在较内地“现代”得多的珠三角地区农民反而更热衷于“迷信”,在程村也是如此。这对曾在多地农村长期从事调研的笔者而言,有很大的文化冲击感。同时,对于那些虔诚的基督徒、佛教徒而言,却又常感叹农民太现实主义,甚至于即使信了宗教也不够虔诚,行为常不符合教义规范。 关于农民信仰的研究,一直是个比较专门的领域。研究农民信仰者通常集中于关注信仰本身(李向平,2006a:3~4;2006b:138~139),而关于农民经济、政治与社会结构等方面的研究,则较少去碰信仰这个看似较为独立的领域。这样的做法当然有一定合理性,毕竟“术业有专攻”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常态。但是,正由于这种区隔的存在,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加以考虑,也是值得持续跟进的研究路径。毕竟,在农民日常生活中,人们并不将它们彻底区隔开来。即使是虔诚的宗教徒,终归也要吃饭,要与人打交道。反过来,信仰也不可能不影响到人们对待经济、政治和社会结合的态度(田汝康,2008:5;拉斯特,2008: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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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分合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曾以此概括传统乡村社会的基本特征,并用以区别于当时在城市正在新孕育的“很特殊的社会”(1999d:316)。在乡土社会中,社会分化不仅存在,而且比较严重。地主与农民,尤其是雇农间土地占有极其不平衡,即是例证。“家族政治”“长老统治”等,则是政治权力上社会分层的表现。此外,“文字造下了阶级”的现象说明(1999d:479),受教育水平亦是社会分层的表征之一。不过,从人与人结合成社会的角度,费孝通还是强调了人伦关系的基础地位。他分析道:“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1999d:335~336)由此,乡土社会中人与人结合的方式是“差序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1999d:334)在这里,己身(但非个人)是中心,处理中心与其他圈子间关系的原则是“人伦”。在这一点上,梁漱溟与费孝通极其相似。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的要义即在于,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并不偏重任何一方,而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称之为“伦理本位”(2006c:81)。在伦理本位社会中,家庭大,而团体与个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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