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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道:章太炎与两洋三语的思想世界(1851~1911) 收藏
简 介: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19世纪的生物进化学说所奠定的新的宇宙与人的观念,构成了今天对宇宙与人的认知基础。而宇宙与人观念的新旧变迁又引动了包括宗教、伦理、美学、社会政治学说等诸领域的思想震荡、观念协商或革命。本书以近代中国的大思想家、国学大师章太炎之思想经历为轴心,来辐射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跨越大西洋、太平洋的英语、日语、中文三个文化圈,涉及英、美、日、中四国,围绕革新中的宇宙与人的观念所牵动的宗教、伦理、社会政治学说、美学诸领域之思潮跌宕和交互影响。这是一部流动的人类精神的史诗。在寰球的同一段时空中,因各个国别固有的文化特征不同、当前之社会命题有别、内部的派别分歧深刻,使得整体上步伐相同的观念革新面临理解要点之参差错落、逻辑理路之递演流变。恰恰是在这么一个复调喧哗的格局中,才能以章太炎为切入点,来把握中国近代思想的某种全球史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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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秩序之思的跨洋环流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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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18年卷)
简 介:1902年,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Kishimoto Nobuta,1866~1928)著、章炳麟译《社会学》由广智书局刊行。这是目前所见章太炎独立翻译完成的唯一一本完整的外文专著,也是我国翻译出版的“第一本完整的社会学著作”。在日本现代学术界和思想界,“成为关心的中核者,实乃社会学”。明治十五年之后,以乘竹孝太郎、有贺长雄为代表的日本第一阶段的社会学展开,主要是译介和模仿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的著述。岸本能武太《社会学》标志着日本以强调心理主义与解析有机体为特征的社会学第二阶段的开端。太炎1902年第二次东渡,在彼时颇为“夥多”的社会学论著中,最青睐岸本《社会学》之“简要精博,引人入胜”。《新民丛报》推荐该书时,感叹新兴之“社会学”,“有掩袭百流一炉同冶之势”。太炎译毕该书,即“复为删革”《訄书》;后来更将社会学视为“哲学”“史之精华”。岸本《社会学》实为太炎接受明治思潮的重要一脉。然而,即便是日本研究界,也缺乏对岸本《社会学》文献来源、思想取向的辨析。而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关于岸本《社会学》与章太炎思想之关系的严肃深入的专论,迄今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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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出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17年卷)
简 介:19世纪中后期,作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进化”哲学运动的知识领袖,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关于政治、宗教、科学乃至生活伦理的种种言论似巨浪激荡着全球思想界,他也因此被视为“第一位全球公共知识人”。在东亚,“日本人自言,斯宾塞为其学界之母”,斯氏为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政治与学术涂上了墨彩;而通过颜永京、严复、章太炎、马君武的翻译,经由格致书院、《万国公报》、《新民丛报》等机构、报刊的推荐,以及引介日译斯氏作品等多重渠道,斯宾塞也影响了清末中国的思想和学术。从《社会静力学》(,1851)、十卷本《综合哲学》(,1859-1896),到《个人与国家》(,1884),斯宾塞著述卷帙浩繁,论题纷呈。语言文化不同,采撷移译的篇章有差异,不同民族、国家甚至同一社会不同成员自身的知识语境、核心关切、利益诉求有殊别。这使斯宾塞著述的跨语际翻译、传播、意义歧变及交叉影响,成为工业革命后具有全球化特征的思想史事件。1898年,《昌言报》连载的《斯宾塞尔文集》,包括《论进境之理》与《论礼仪》两文,分别对应斯氏《论文集:科学的、政治的和推断的》()中的《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和《礼仪与风尚》()。《斯宾塞尔文集》虽由曾广铨、章太炎合译,但是,作为“笔述”者兼具有“再生产”能力的思想家,章太炎在译作中展现了自身的话语方式和观念逻辑,并将译作的内容整合进自身的思想表达中。本文首次全面依据译作所对应的原作底本,集中探究章太炎翻译《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简称《论进步》)所发生的主旨变焦,以及这一变焦映射的中、英、日各自内部紧张而彼此又互相联动的思想史图景,从而将斯氏辨析“进步”问题的前提亦即现代性过程的重要标记——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调适,置于更广袤复杂的背景中予以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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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李炳宪交往和思想关系论考 收藏
关键词:
出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15年卷)
简 介:1926年,康有为复韩国儒者李炳宪信,感叹“吾道已东”,视李氏为自己的衣钵传人。李炳宪(,1870~1940),曾于1914、1916、1920、1923、1925年五次来中国,问学于康有为。他接受了康有为的经今文学思想,撰述了《儒教复原论》《历史教理错综谈》《孔经大义考》《诗经附注三家说考》《书经传注今文说考》《易经今文考》等,1923年在家乡韩国庆尚南道山清郡建立培山书堂,身体力行,投入儒教改革运动。 韩末儒学在开化与守旧的两极之间,学派林立,理论多元。据琴章泰()《韩国儒学思想史》分析,在1910年日韩合并前后,韩国儒教改革运动以朴殷植(,1859~1925)、李承熙(,1847~1916)、李炳宪的三种尝试最具特色,三者“都与康有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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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反孔批康的历史重探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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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13年卷)
简 介:陈独秀(1879~1942)是《新青年》的创办者、主撰人,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新文化运动之展开和演变,与他的思想、抉择有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陈独秀更是新文化反孔教运动的领袖。长期以来,他对孔教的判断,构成了新文化话语体系中对孔教的基本观念及论述要点。比如他强调,“宇宙间精神物质,无时不在变迁即进化之途,道德彝伦,又焉能外”,故孔教与现代生活不合;“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孔教不适宜共和国体。“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陈独秀发布在《新青年》上的反孔言论,又将康有为(1858~1927)作为主要论敌,如《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复辟与尊孔》等均直接斥康。近年来,对《新青年》上的反孔思潮,以及陈独秀与康有为孔教观念的差异,学界进行了一些相对冷静和客观的分析。然而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视野与意图,对陈独秀反孔批康的历史,仍有深入挖掘的必要性以及开拓完善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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