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大量以中国机关政治为题材的小说风行，新世纪文学越来越热衷于通过讲述政治权力生活来获得不菲的商业利润。这无形中也打造了中国人“想象政治”的基本方式：将机关政治讲述为一种“官场政治”，并由此激发读者的社会政治想象力。

笔者虽然并不完全否定所谓“官场小说”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却更倾向于认为，这种“官场叙事”一方面可以揭示官场种种黑暗，让笔者感受走出书斋认识现实的一种现实主义痛楚。然而，这些小说却总是不免沦入市侩主义泥沼，宿命地缺少批判现实、激发反思并且重塑光辉信念的品性。

“官场小说”之兴旺，背后隐含着复杂的社会文化原因。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采用一种“威权模式”来组织政治制度。这种模式的基本特点就是以威严的法制管理与行政管制来维护政治执政基础。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就是“官—民”对立结构中的社会政治模式。官民身份，清晰区分；官文化与民文化纠结交织，又总是互不交融。一方面，官必须保持自身的神秘性、崇高性和威严性；另一方面，民天然就有解构、冲垮、抵消官的神秘性、崇高性和威严性的冲动。这就有了官场小说。

官场小说同时具备两种互相矛盾又互相维系的功能：一方面，作为合法化辩护的形式，官场小说必须具备当前社会条件下社会主义政党执政合法化叙事的功能——通过诉说社会主义政党理想与法制法则的合理性，呈现维护这种合理性的艰难过程和崇高意义，实现官场小说的基本意识形态内涵；另一方面，官场小说又必须暗中符合“民”对“官”的抵抗冲动，符合普通百姓阐释中国社会权力生活的内在欲望——通过“反腐”“揭秘”和“暴露”的叙事，官场小说变成了当前社会条件下人们钩织各类潜在欲望、激活各种隐秘幻想的文学类型。简言之，一方面是崇高性的神秘化叙事，一方面是世俗性的去神秘化叙事，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内涵和效果，并存于当前官场小说的叙事中，形成了官场小说叙事的“二元悖论”。

在许开祯的《女县长》一书中，女县长“林雅雯”这个形象，既是一位敢作敢当、精明练达的县长，又是一位柔情无限、忍辱负重的妻子和母亲。一方面是为官的崇高性，另一方面是为民的世俗性，两种力量巧妙连接在一起，打造了这个形象的感染魅力。也正是在这个形象中，沉淀了官场文学二元悖论的基本编码方式：无论是反腐文学还是揭秘叙事，无论是带有强烈的“成长小说”特色的《侯卫东官场笔记》，还是带有明显“职场小说”色彩的《苍黄》，无不是将“官”放在官民对立而形成的种种叙事张力中来书写的。情欲的彰显与法理的威严、私人欲望的合理性与政治诉求的合法性以及内心的苍白与行为的神圣，分别构成了当前官场小说的三种基本叙事模式：“欲望—法理对立叙事”显示社会主义政治法制和理想的尊严，同时也用所谓“活生生”的笔法写出各种官员坍塌崩溃的精神景观；“世俗—理想对立叙事”则同时凸显了官场政治的公正与虚伪、个人价值的尊严和卑微；而“心灵—行为对立叙事”往往把主人公的心灵成长与权术成熟合为一体，造就一个罪与善同体的官员神话，满足人们用“人性”解释“官性”的欲望。

有意思的是，官场小说的这种叙事悖论，并不是两种不分高下力量的复杂交织，而是世俗的官场想象总是压倒神圣的官场叙事。简言之，官场小说对社会主义理想价值和政治信念的鼓吹，总是苍白无力的；而一旦书写官员生活的世俗伦理和权谋价值的时候，则总是充实而完整的。官场小说对于公平和正义的鼓吹，也就成为掩盖官场小说凸显人们权谋、权势和权威崇拜的有效的形式。

在20世纪90年代红极一时的《国画》这部作品中，我曾经深深感受这样一种“信念沦陷”所带来的巨大毁灭感。其中人物朱怀境的步步高升与对官场政治的深刻体察，显示了一个小人物如何通过领悟机关中的各类潜规则而慢慢高升又突然坠落的命运。作为新官场小说的开山之作，这部作品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向读者展示了一种完全失去了道德准则和社会良心的机关政治形态。值得关注的是，这部小说摆脱了普通反腐小说、政治小说的“拯救模式”，公检法或者上级部门不再担当“乱世救市”的角色，但是，这种“摆脱”却最终指向了一种政治虚无主义和信念怀疑主义。朱怀境一方面揣摩各种官场门道积极“进取”，另一方面又内心隐隐约约被佛学道风所感染，趋于消沉避世，冷眼社会。事实上，《国画》第一次显示了20世纪末中国社会核心意识形态暗中衰落的图景：人们日益陷入计较个人利害超过考虑群体利益和社会价值的生活之中了。

在王跃文的另一部作品《大清相国》里，小说的市侩主义面目被掩盖在讲述一个盖世才华的宰相如何成功逢迎勾连、明哲保身的生动故事之中。这部小说在叙述之初就假定读者会把“知进退、辨强弱、明利害”作为天然的生存信条，并津津有味地讲述如何通过各种技术方式实现这个信条。有趣的是，即使在《梅次故事》中，朱怀境最终昂然挺胸，与腐败势力作对，可是，我们仍旧只是看到一种“男子汉冲动”和“偶发的良心”，看不到一种令人心驰神往的价值信念。

笔者所批评的官场小说的市侩主义，不仅仅指的是这种把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和道德冲动看作“天真”和“幼稚”的小官僚哲学，还包含了对官场小说为了迎合市场而极力营造的“黑幕叙事”的不满。事实上，“官场小说”吸引人的地方即在于，它可以满足人们对于社会权力阶层生活的窥私欲望和揭秘机关生活种种黑暗腐败的发泄冲动。换句话说，“官场小说”在无形中激发并引诱人们以一种失望的态度来看待政治的方式，把“古今中外”的政治叙述为一种宿命走向其反动性的政治——在这里，不是对于政府的失望，而是对于“任何政治”的嘲弄和拒绝，成为官场小说市侩主义的最为突出的特点。

官场小说的市侩主义，一方面生产对于中国政治的特定想象，一方面又是中国当前特定政治历史的产物。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讲，市侩主义之于乌托邦精神，都是一种无耻的堕落和思想的失败。不妨说，从这样的角度来说，官场小说的兴盛背后，是中国社会政治伦理的崇高性不断被购买、贩卖的后果。正是社会主义神圣感的消失、说服力的消解和公信力的崩溃，才能养育官场小说的市侩主义意识。当人们只相信资本所钩织出来的自私自利的冰冷逻辑的时候，也就自然有了官场的腐朽，以及官场小说中人们对尔虞我诈的“甄嬛术”的叙事热情。

显然，官场小说确立了一种丛林生存的天然合理性，同时也就让人们不再去关心现实政治的合理性问题，而是通过深深的政治失望情绪，来遗忘现实、丧失对政治公正的寻求欲望。简言之，官场小说通过市侩主义的书写，来把拒绝政治当作现代人的合理生活——这其实乃是把人们从谋求合理政治形态的轨道上一把推开。